从害羞到社恐：社交压力如何被病理化及外向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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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人类身上原本正常存在的社交压力，从“害羞”演变成了“社恐”，这经历了一个病理化的过程。它属于一种“文化流行病”，正是由于鼓励自信和自我表达的“外向文化”成为了主流价值观，所以与这种文化格格不入的害羞才变成了一种病症。

文｜肖楚舟

在东京读研究生的 Kaki 正在向我讲述她在一次聚餐中的糟糕经历。那是新年期间的同学聚会，她最为熟悉的是邀请她去的那个男生。其余的人当中，有一半是和她同导师的研究生，“只是平时上课的时候说上两句话罢了”。其他人开始动手做饭，而她独自坐在一旁，无事可做，“感觉自己一下子就被凸显出来了”。她在绝望之中瞥见了桌上的一次性纸杯，然后赶紧将其抢过来准备给大家发放。然而糟糕的是，那个邀请她来的男生立刻热心地跑过来抢杯子，并且说“不用管，我来就行”。她就像抱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抱着那摞杯子，坚决不肯松手，最终坚持完成了最低限度的社交参与。

说完这个故事后，我察觉到话筒那头停顿了很久。她似乎在期待我的回应，而我则希望她能再多说一些感想。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三秒过去了，五秒也过去了，脑子快速运转着：不能以信号不好为借口，因为我刚才一直在附和，也还没到抛出下一个问题的时候。要是再不说话，她可能会以为我刚才没有认真听或者信号出现了问题，再过两秒，我必须得说点什么了。那一刻，她抱着纸杯的局促感似乎传染到了我身上。

我是个内向的记者，常希望采访对象在我沉默时能“没话找话”，这样我就能获得更多反应空间。然而，在明知对方也是“社恐”的情况下，这个策略就显得有些粗鲁了。在“社交卡顿”的警报响起之前，我下意识地打出了那张牌，说：“我也是个社恐，我懂你。”

插图｜豆角上台艺术工作室

“社恐”是来源于精神病学里的“社交恐惧症”，同时也被称作“社交焦虑症”。我们所说的“社恐”，已经历经了从心理疾病到网络热词，接着到身份标签的转变，已然成为现代人在社交场合中的一张通用的护身符。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被公认为第一个描述社交焦虑症的人。他提及有一个人热爱黑暗如同热爱生命，并且认为每个人都在观察他，他将此人的这种表现归结为“害羞”。1960 年之前，这种现象未被定义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恐惧症”。英国精神病学家艾萨克·马克思（Isaac Marks）在 1960 年把这种现象定义为“恐惧症”。社交恐惧是对社交场合有特定恐惧，同时也是对他人的观察及审视过度恐惧。

“社交恐惧”相关的另一个词语是“尴尬”，这种尴尬比病理意义上的社交恐惧症程度要轻，并且正因如此，它在生活中更加普遍存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成瘾症、性格以及情感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泰·田代专门撰写了一本书，用以分析社交中的这种尴尬感。从自身童年经历开始，他对社交障碍这样定义：当我们确实与社交期望有所偏离，或者对自己可能会偏离有所怀疑时，就会感受到那种十分清晰且毫无差错的尴尬感。在他的观点里，尴尬往往由很微小的事情引发，然而却能带来深远的影响。比如衣品出现问题或者拉链没拉好，这些都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但就是这些细微的情况引发了原始的警报，意味着尴尬的言行可能暗示这个人不是“自己人”。

仔细分析我对 Kaki 说出的“我也是个社恐”这句话，其中藏着复杂的同类宣言意味。潜台词有以下三层：其一，我身为记者，却不善言辞，别把我的表现与我的专业素养联系起来；其二，我不说话，只是因为不擅长做出即时反应，并非对你的发言感到无聊或反感；其三，我和你是同类，你不必觉得我在评判你的表现。说完那句话后，我察觉到双方都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刚才那令人感到不适的停顿，如今变成了一个能够被轻易谅解的小失误。并且，我们已然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

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

对于社恐而言，社交场合中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与自己相关。几秒钟的安静，一句普通的反问，抑或是缘由不明的哄堂大笑，都会引发社恐的自我思索。这种痛苦并不会在社交结束时就停止，一个合格的“社恐”必定有过半夜时分反复思考的经历。像一个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表情包所呈现的那样，掀开被子，瞪大双眼，望着天花板，然后问道：“不是，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网络世界尚未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多只能从被称为“社恐”的作家那里去了解社交恐惧者的内心世界。有许多知名作家属于“社恐”这类，我们应当感谢他们把在社交生活中格格不入所带来的痛苦描绘得如此生动，倘若没有他们，“社恐”的内心世界或许就会成为人类遗失的秘密。

卡夫卡于日记中发牢骚：“那些与文学无关的事，我皆心生仇视。交谈令我觉得乏味，即便这交谈与文学相关。访问同样让我觉得乏味。亲戚的痛苦与欢乐，也让我觉得乏味，且能直抵心灵深处。交谈剥夺了我思考的所有东西，包括重要性、严肃性和真实性。”如果卡夫卡对社交的排斥给人的感觉有些傲慢，那么纪德的自白则更接近于“社恐”的普遍心理。纪德说：“在交际场上，让我感到厌倦和恼火的并非是别人，而是我自己。”

《徒步七分》剧照

卡夫卡和纪德并未将自己定义为“社恐”，他们只是在对一种日常心境进行描述。从“害羞”到“社恐”，人类身上本就存在的正常社交压力，经历了一个病理化的过程。苏西·斯科特指出，害羞被定义为一种疾病，这是在文化规范、社会道德、医学研究和商业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鼓励自信和自我表达的“外向文化”成为主流价值观，这种“文化流行病”使得与之格格不入的害羞成为一种病症。

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让其泛滥到失去强烈的负面意义，这就如同对这种主流文化进行曲折的反抗。2022 年有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那就是以“社恐式脱口秀”而出圈的鸟鸟。她通过用丧气的语调，紧紧握住麦克风的双手，以及不大直视观众的眼睛，构建起了一个“全身写满拒绝”的“社恐”形象。但鸟鸟站在镜头前进行脱口秀表演，面对的是上亿未知的观众，然而她并未有丝毫情绪波动。她打破了“社恐”所附带的固有印象，即他们不一定是那种手足无措的“局外人”，而是有可能具备更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更严谨的思维方式以及更精练有力的表达能力。

我很喜爱鸟鸟讲社恐的段子。倘若我被老虎咬了，就会由于害怕招来生人而不敢大声呼喊救命。类似的场景确实曾经出现过——我曾有一次被独自困在一间没有窗子的厕所里，刚开始的时候，我拿起沐浴露敲了一会儿用铁皮封住的下水管道，然而却卡在了大声呼救这个环节上——因为那是一间位于莫斯科的外交公寓，我在到底是该用汉语、俄语还是英语喊救命这件事上纠结不定。我喊的标准程度够吗？如果人家真的来了，我怎么能赤身裸体地去跟他们打招呼呢？最终我不再呼救，而是用一把椅子和一把玻璃擦子，硬生生地将那扇苏联祖传的实心木门撬开了。

《脱口秀大会4》剧照

鸟鸟在当年脱口秀大会中夺得亚军，这证明“社恐”已脱离其原本的意思，成为能引发广泛共鸣的标签。2021 年，《中国青年报》面向全国大学生开展了关于“社交恐惧”的问卷调查，并且回收了近 5000 份有效问卷。其中有八成的受访者表明自己存在轻微的“社恐”情况。然而，仅有 7%的大学生自身感觉“社恐”较为严重。真正被医学确诊为“社交恐惧症”的比例仅为 0.64%。相应地，当听到别人说自己“社恐”时，大学生们的理解已经趋向于中性。三分之一的人觉得“大部分人是在说着玩，只有少数人确实患有‘社交恐惧’”。

互联网时代的标签具有这样的特性：它借助隐喻、戏仿、夸张、反讽等修辞手段，一方面使权威话语的权力得以消解，另一方面也促使社会族群产生归属感。也就是说，我们喜爱说自己是“社恐”，是由于这个标签能够让我们更迅速地辨认出同类，并且更便于融入陌生的群体。你或者是全方面拒绝社交的“真社恐”，或者是线上社牛线下畏缩的“假社恐”，又或者是只在特定场合下感到焦虑的“片段性社恐”。做一个明目张胆的“社恐”，已经成为克服社交焦虑的法宝。

2021 年左右“社恐”成为网络热词。如今，它已被 MBTI 人格测试中的一种心理倾向所取代，即“i 人”（内向的）。“i 人”的定义与“社恐”存在微妙差异：它并非基于一种疾病的名称，也不与“恐惧”“焦虑”等负面词汇相关联，而仅仅是一种人格倾向。外向与内向不再与他人的审视相关联，而是源于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i 人”并非不擅长与外界进行互动，仅仅是更容易从独自相处中获取能量罢了。

《五十公里桃花坞3》剧照

网络时代提供了独自生活的诸多可能。“社恐”或许是一种始终难以摆脱的焦虑。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中，社交需求被排在第二层，其重要性略低于吃饭喝水等生理需求。1995 年，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和马克·列尔里（Mark Leary）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属的基本需要》（The  Need to ）的论文。他们发现，人类对于维持一些能让自己感觉良好的人际关系存在心理渴求，这种心理渴求与吃饭、喝水这类生理需求一样，是基本且迫切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不惜以牺牲生理需求为代价来满足归属需求。

Kaki 发出感叹，她自幼便享受着独自行动、独来独往的日子。如今她居住在全世界被认为“最适合一个人生活”的东京，然而她依旧本能地渴望社交，参加一场明明不会轻松的聚会便是一个例子。此外，她还尝试过通过网络来结交朋友，亦或是加入“社交复健”群组，以寻找提升社交能力的方法攻略，但她始终还是一个“社恐”之人。我认为，我们也许始终无法摆脱“社恐”这种状态。那么，就从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社恐”开始吧。

本文选自 2023 年第 46 期《三联生活周刊》，参考资料有陈曦所著《“社交恐惧症”：从疾病到网络热词——指涉对象、呈现方式和文本意涵探究》以及[美]泰·田代所著《社交尴尬症》

排版：空豆/审核：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