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增速创新低：人口红利消失与经济下行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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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中国的 GDP 增速达到了新低。9 月时，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 5.3%，此数据为 2015 年供给侧改革去产能之后的新低。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 2020 年的实际 GDP 比 2010 年翻一番），就需要明年的 GDP 增速达到大约 6.1%。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达成这个目标，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近年来中国经济呈现下行态势，其中既有周期性波动的因素，也有更多的是增速呈现出趋势性下滑的情况。在这种下滑的趋势里，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便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逝”。

01 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人口结构发生转变的过程中，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并且抚养率比较低的状况。简单来说，就是经济中的大部分人在进行产出，从而为经济做出直接的贡献。

世界银行把全球主要国家划分成四类，分别是人口红利“早期”、“后期”、“前期”以及“后红利时期”。处于人口红利时期的这些国家，其经济增长率明显更高。

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性，这是因为在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中，劳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能够长期增长，主要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这三个因素所决定的，在这之中，劳动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依据经济学家的研究可以得知，在美国 1929 年到 1982 年这段时间里，经济年均增长为 2.92%，其中 1.34%是由劳动力所做出的贡献，0.56%是由资本带来的，1.02%则是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劳动力的一种“高级形式”，也就是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以及制度革新来达成。

从下图能看出，一国的产出 Y 是由技术 A、资本 K 和劳动 L 一起决定的。L 要是增加了，就会直接让 Y 增加，并且还能通过增加 A 和 K 来间接让 Y 增加。这种现象属于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劳动力增加会使得产出增加。

一方面，人口红利涵盖了由合理的人口结构所造就的高储蓄以及高投资。宏观经济学已然证实，在一定程度上的储蓄率乃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

具体而言，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例比较大，而儿童和老人的数量相对较少。这也就意味着生产性人口较多，经济活力较为强劲。同时，因为人口处于劳动年龄段时产生积蓄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所以会带来更多的储蓄。更多的储蓄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的资本占有量提高了，就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数量较为庞大，劳动力市场存在充分的竞争态势。这种情况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企业拥有了更多的空间去进行投资以及资本积累。同时，储蓄率也会随之提升，进而推动经济实现高增长。从世界的经验角度来看，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它们的储蓄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向关联（参见下图）。

需要注意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无法逆转且不会重复，所以人口红利有其“时间窗口”，并非一直都有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从这方面来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时间窗口正在慢慢变小。

02 中国人口红利总量在缩小

2014 年，中国 15 至 64 岁的劳动力人口首次出现减少。在这一年，减少了 345 万。从 2012 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人口累计减少的数量超过了 2600 万（可参考下图）。

此外，“全面二孩”政策所引发的第三代“婴儿潮”正在逐渐减弱。中泰证券预测，2019 年新出生人口下降到 1400 万。在 5 年的时间里，有很大的可能性会跌破 1300 万。并且很快就会回归到 1100 万这样的低位。

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在 80 年代初是 68 岁，如今已经提高到了 78 岁。中泰证券预测，中国在 2021 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031 年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总抚养比会从当前的 0.41 逐步上升，到 2030 年达到 0.51，到 2040 年达到 0.68，到 2050 年接近 0.8。这表明到 2050 年，平均一位劳动力需要抚养的老人或小孩数量为 0.8 个。2050 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或许会与日本持平。

因此，从劳动力的绝对规模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在逐渐缩小。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在逐渐缩小。2010 年的经济增速出现趋势性下行，这与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缩小紧密相关。

03 结构上，潜力巨大

可以预见，随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以及人口的老龄化，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且这种放缓呈现出趋势性。不过，我们没有必要感到悲观。

首先，好消息源自决策层。如今看来，决策层认可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规律。他们不再如同以往那般，借助房地产市场以及放水刺激的方式来实现短期的经济提振。而是在更大程度上推动开放，并且积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大力支持创新以及小微企业的发展。“房住不炒”“不搞大水漫灌”等那些人们熟知的发展政策，正逐渐深入人心。

其次，短期内无法让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的趋势逆转。然而，中国劳动力的质量在持续提升，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中国权威科研论文的发表数量在迅速增长。依据科学权威杂志在 2017 年的评测结果，中国科研论文数量的加权评分在全球处于第二位，仅仅比美国稍落后。衡量科研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论文引用率。2017 年我国的国际论文引用率较 2016 年增加了 29.9%，并且排名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科研人员数量规模在持续增加。由此可见，近几年形成的中国“工程师红利”有希望进一步升级为“科学家红利”。

最后，中国劳动力在空间结构方面正进行着“可持续”的调整，并且未来的调整空间极为巨大。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从起始阶段就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具体表现为从农村流向乡镇，从县城流向都市，从中西部流向东部，从二三线城市流向一二线城市。中国从 1990 年开始，GDP 实现了大幅增长，翻了 12 倍。在人口相关的因素里，劳动力能够逐步自由流动，这是除了人口红利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农村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1990 年到现在，中国非农业产业人口增加了将近 2.7 亿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业人口转移到了城市。他们给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成本较低的劳动要素。同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对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进行了极大的纠正。劳动力的潜力被深度地挖掘出来了。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城市进程也在稳步推进（参见下图）。

然而，中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有巨大的空间。

中国的城市化率比美日韩低 20 多个百分点。假设中国总人口保持不变，要是达到美日韩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市人口会增加约 2.8 亿人，其中大部分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能让中国人口的“利用率”提升。也就是说，长期经济生产函数里有效的劳动力变量会增大。人口红利的“危机”也会大大缓解。

有人可能会说，农村损失了这么多劳动力，中国农业发展怎么办？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状况。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有着明显的减少态势。然而，美国的农业增加值却一直在持续增加，大家可以参考下面的图。这其中的原因是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背后，是人口减少之后所带来的农业农场化，规模经济也因此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中国的情况与之相同，农业人口的减少能够为提升劳动生产效率以及形成规模经济创造条件，绝对不会对中国农业发展造成危害。

总体而言，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且人口流动不受限制时，较高的人均收入会持续吸引地区外人口净迁入，直到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相同。在达到类似均衡的状态下，大致会有这样的景象：各个地区经济规模总量或许会有很大差别，但人均水平的收入和产出是彼此接近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将中国各省的人均 GDP 分布与美国各州的人均 GDP 分布进行对比，能够发现中国不同省份的情况明显更加分化，而美国各州的情况则较为接近，（参见下图）。

这背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起到了限制作用。同时，大城市的人口控制也限制了人口的流动。

户籍制度无需多言，城市中的非户籍人口在购房方面受限，在社保方面受限，在教育等诸多公共服务的享受上也受限，这显然会将大批外来人口拒之门外，使其难以长期留居当地。

大城市对人口的控制除了户籍制度外，也是阻碍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因。比如，北京在其“十三五”规划里，清晰地明确了到 2020 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标为 2300 万人以内。《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 - 2035 年)》把上海市未来的常住人口限定在 2500 万。这就表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还需要减少。

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以及劳动力的区域配置，从这方面来看，仍有较大的提升余地。然而反过来想，中国其实蕴藏着极为巨大的“结构性”劳动资源的潜能。在未来，如果人口流动的限制能够得到改善，那么就能够释放出规模极为庞大的潜在劳动要素的能量，用以充实中国看似正在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