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坛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受关注，厘清异同及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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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的价值坐标与现实之维

当下文坛，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成为许多创作与评论所关注的焦点。然而，创作和研究者对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认知并不统一。有论者觉得，生态文学是内涵外延更广泛、能涵盖自然文学的文学范畴。有论者则认为，自然文学是更具形而上意义和人文视域的价值范畴。所以，厘清两者之间的异同显得特别必要。自然文学兴起，与当代中国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生态文学兴起，也和当代中国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对文化建设也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对于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层面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具备文化实践价值。

自然文学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学传统里，自古以来就存在，它源自各自的文化命脉，不是现代时期才出现的文学范畴。中国文化哲学里的自然观，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自然创作，像山水诗创作、田园诗流派等。中国的古典自然文学，都在自然的审美中探寻天道，寄托着文人的道之文心。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催生了西方的自然写作，泛神论思想催生了西方的自然写作，神秘主义哲学催生了西方的自然写作，欧陆古典哲学催生了西方的自然写作，宗教意识也催生了西方的自然写作，比如英国的田园诗歌，比如美国推崇荒野体验的自然写作，这类创作都有着形而上的精神诉求。

古典自然写作很多产生于文化哲学与信仰伦理层面，并非产生于社会历史的现实层面，所以自然写作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审美表达，它把自然看作最高精神，天地万物之道蕴含其中，人之道也涵纳在天道中，人被天地孕育，与其他万物一样是自然之子 。自然文学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只有从自然精神里获取真理，才能够让人类的存在变得和谐且永恒。古典时期的自然写作所追寻的最高艺术境界同样是不刻意、不雕琢，呈现出“虽为人造，宛若天开”的状态 。

自然文学传统中有超越现实的形而上诉求，这使得自然文学与某些有关自然的非虚构写作、生态文学划清了界限。某些有关自然的非虚构写作更倾向于现实性、科学性、经验性，像郦道元的《水经注》、美国作家托马斯·里昂主编的《这片神奇的土地：美国自然写作文选》，这类非虚构写作不能完全划归到文学的审美范畴。生态文学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生态系统的平衡，它虽涉及哲学思辨，但其最终旨归是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在现实层面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生态文学所彰显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与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学诉求有本质区别。东西方古典哲学对自然有其认识，这种认识带有宗教性以及神秘主义色彩，它承认自然之道存在某种神秘性，还认为人只能遵从天道，不能用人的价值尺度去判断“道”，就像老子《道德经》里讲的“道可道，非常道” 。生态中心主义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它认为人应该尊重自然，并且要遵从自然伦理，然而，其所承认的自然内在价值，是以人的尺度作为价值标准的，并非属于信仰伦理的范畴，生态中心主义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向，它是“应对当代环境危机的最有实践力的伦理学派” 。

全球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自然写作转入审美现代性的反思阶段。欧美从18世纪到19世纪，以卢梭、艾默生、梭罗为代表的自然文学流派，是审美现代性的文学先锋。审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反思，指向人与自然的隔绝。它指向农牧社会逐渐解体，城市文明逐渐成熟所带来的伦理失范、精神沦丧。它还指向生态中心主义所批判的生态失衡。但是很明显，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不一样，自然文学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它指出了人类现代性单向度发展所导致的更内在的人类精神问题，还指出了人类心灵的历史走向问题 。

中国现代时期反思现代性的自然文学，与西方顺应历史进程自发形成的审美现代性不一样。中国的农牧社会形态，一直处在自我更新的闭环模式里。其精神文化的变革，也是在外族侵入的激变状况下，在传统基础上对自身进行融合改造。比如，宋明理学是应对外族侵略、民族精神危机而产生的哲学。古典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未遭受强势文化的置换性冲击，其文化根性也未被触及。晚清以后，因西方军事入侵，亡国危机引发了对传统的彻底否定。中国被迫进入文化、历史、社会全面现代化进程，救亡图存的历史意志决定文化层面反思机制被抑制，所以，西方审美现代性已成风云之势时，中国审美现代性却没有适合其生发的历史土壤，即便偶有萌芽也被压抑至边缘，成为潜在流脉 。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爆发了空前的社会文化危机，二战成为矛盾的激化点，中国因战事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空间，自然文学的创作才有契机破土而出，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比如京派文学、冯至的创作，以及九叶诗派等文学流脉中的自然文学倾向，然而其至今还没有被充分研究廓清 。

直到如今，自然文学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生态文学正如旭日初升。当下，城市化进程进入第二轮加速期，新一线城市不断出现，这种势头让传统的农牧文明愈发没落，社会的急剧转型还造成了精神、文化、社会现实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城市现代化进程致使社会出现碎片化，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联变得稀薄且脆弱；乡村人口流失带来了抚养下一代、赡养老人方面的伦理困境，还产生了失去原乡的心理问题以及精神文化归属等问题。城市人对真正的自然越发陌生隔膜，他们对自然的认知仅源于成熟的文化系统以及已人文化的相对安全的自然环境。乡村的年轻一代渐渐离开往昔的农牧文明，投身到社会的现代性进程里。环境污染问题越发突出，生态失衡状况日益显现。所以，自然、生态文学顺应历史召唤，成为反思历史失衡的镜像，当代文坛的自然、生态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展现出一定的创作格局。小说方面，张炜、阿来、迟子建、陈应松等人是代表，非虚构创作方面，苇岸、徐刚、韩少功、鲍尔吉·原野、李青松、胡冬林、艾平等人是代表。

但是，当下因为对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概念存在混淆，许多作家评论家无法厘清两者产生的历史逻辑以及流脉走向，致使很多明显不属于自然文学范畴的文学创作和观念被归入自然文学写作之中，还把自然文学狭隘地理解为生态文学。同时，很多创作者对自然文学、生态文学没有文化哲学层面的清晰把握，他们对自然文学的认识仅停留在经验层面，或者被局限于有限的知识谱系范围内，无法深刻洞悉自然文学的形上诉求和生态文学的伦理实践性，所以，认知的局限致使了创作的偏颇。

在当下，自然写作存在着两种弊端。生态文学也存在着两种弊端。这两种弊端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

这里所提出的人类中心主义并非西方的文化学概念，而是当下文坛创作里存在的一种创作倾向，即把人之价值判断赋予自然。在这些创作中，作家呈现自然是以人的价值判断为依据的，在其意念深处认定“春风十里不如你”。自然在作品里成为主客观对照的纯粹客体，作家缺少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读者阅读时能明显感觉到人与自然的隔膜。创作者所展示的自然只是观念系统里的文学想象，并非经验化的体察，遗失了形而上的精神超越，脱离了自然文学的价值轨道，不能求达更高文化层级的价值观照 。

这里所提及的生态中心主义，并非上文所指涉的从西方引进的生态伦理概念。这里所说的生态中心主义，是指写作者在创作时忽略了人的维度，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用批判性、简单化的逻辑思维将自然绝对化、孤立化，进而切断了自然与人的有机联系。例如有些作品存在片面的理解，觉得自然灾害的成因全是人类行为导致的。出现动植物保护热点事件时，处于冲动的写作状态，有些作家往往会极端地判决，人之存在便是原罪。

人在自然中拥有应有的位置和合法性，自然存在其运行的规律，这规律里有天人合一的圆美，也存在物竞天择的残酷。人的存在属于信仰伦理的范畴，天道的运行同样属于信仰伦理的范畴，它们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对自然应持有基本的敬畏，而不是随意发出任何向度的主观臆想。

自然文学的视角应当是超越的视角，应当是多维的视角，应当是融合性的视角，而不是批判的单向度的绝对化视角，不是二元对立的单向度的绝对化视角，天地人都应该在一个和谐共存的体系中动态互参，自然文学应该有贯通天地的高度，自然文学应该有贯通天地的境界，而不是以狭隘的视域割裂天地人的整体性，不是以极端的单向度思维割裂天地人的整体性，不能降低自然文学的精神维度。即便是生态文学创作，也应当注重对精神伦理的探寻，提升文本的文化层级。若要达到这般高度，创作者需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拥有广袤的精神世界，怀有崇高的理想诉求，且在艺术上修炼出自然无为、洒脱恣意的写作手法。当然，修养至如此高标，绝非一日之功能够达成，也需要创作主体潜心修炼。

国家领导人指出，要深刻理解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要深入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要深入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要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要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要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文化建设，要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国家领导人的论述中能够看出，自然生态问题不只是环境问题，它还涉及政治领域，涉及经济领域，涉及文化领域，涉及社会领域。文学需要关注的是文化建设，需要辅助的也是文化建设。自然、生态文学若要深入到文化肌理之中，就必定要摆脱当下创作中的弊端，还要提升其文化段位。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当下，仍有一些地方自然风光旖旎，然而其现代化进程较为迟缓。现代文明在空间上呈现出差序化发展态势，这致使那些在政治经济建设方面滞后的农牧边地，反倒展现出了文化上的参照价值。正如学者尤西林所说，农牧业社会的自然观，同时也是人文自然观，在这一传统社会里，生存劳动性的自然观，与肯定人性意义的人文自然观，具有和谐统一的性质。农牧业社会是与现代社会直接关联的传统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具有上述和谐特性，且该和谐特性在今日具有重要参照坐标意义。在现代性批判与对未来社会的建设性构思中，农牧业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观念模式意义。很多作品留存下了农牧社会的自然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所产生的自然观与朴素的哲学观。内蒙古作家艾平在《隐于辽阔的时光》里进行草原森林自然书写，呈现出游牧社会中留存的朴素自然哲学，展现了天人合一的生存之道，还体现出伦理温情，这些对现代城市文明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互补性参照意义，能够启发人们进行深刻反思。作家们需要思考另一个关键问题，传统社会保留的传统文化要怎样在现代社会的文化建设中进行创造性改造，从而让其获得时代的生机 。

自然文学、生态文学能够融合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文化视域，并非仅仅为了自然而自然、为了生态而生态，不会把自然生态孤立在社会、文化、精神领域之外 。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和人之存在紧密相关，人之存在自身是个多维的动态系统，所以，我们要于时空的纵横交错之中，在历史轨迹的变化以及历史意识的理性调整过程里，在对人类永恒价值的追索和对宇宙终极意义的探究当中，找寻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价值坐标和现实维度。这同样是我们当下文学创作者都应当具备的精神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