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提出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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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朱光潜作为我国现代知名的美学专家，深刻领悟生命的真谛，并持续深入地探索艺术与人生的真谛，进而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内涵深厚，涵盖诸多层面。在他留学欧洲的那段时光里，康德、克罗齐等人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学与诗学领域，他主张美感体验源于对形象的直观感知，主体在专注投入的欣赏中，独立自足的意象便会显现，从而揭示出世界的美好。他对人生的理想构想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这一理念与他所倡导的“直觉主义”诗歌理论紧密相连，深入分析这两者的深层含义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其价值不容忽视。

关键词：朱光潜；人生艺术化；直觉主义；美感经验

朱光潜，我国现代美学领域的杰出人物，自小便潜心研读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经典，因而具备了深厚的文化积淀。随后，他毅然踏出国门，在多所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深造，刻苦攻读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知识，深刻领悟了西方学术的精髓。朱光潜不仅拥有扎实的国学基础，还具备高超的西方学术造诣，他将两者巧妙地结合，相互促进，相映成趣。他对理想人生的设计追求“艺术化的人生”，这一理念与他诗学观念中的“直觉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

人生艺术化：人生是一种广义上的艺术

追求美丽、探寻美好，乃是人类的天性。审美活动应深植于个体的生命实践之中，它是人类内在需求的必然体现，而非外界强制或诱导的结果。即便在遥远的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亦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并创造美。将生活审美化，不仅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更是人类自我确认和表达的重要途径，它彰显了人类本质力量的光辉。由于审美与人生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密切联系，众多文人学者便将其视为一个关键的讨论主题。

朱光潜凭借其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广博的知识、经历，自青年时期便着手研究人生哲理，亲身感受生命的真谛，并持续深入地理解和领悟艺术与人生的内涵，最终形成了“人生艺术化”的独特见解。在《谈美》一书中，他阐述道：若脱离了人生，艺术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艺术不过是情趣的展现，而情趣的根基正是源于人生；同理，若没有艺术，人生亦将变得毫无价值，因为创造与欣赏本身就是艺术的行为。在他眼中，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人生本身便是一种艺术，而他的生命历程，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作品。至于这部作品是艺术性的还是非艺术性的，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这恰似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有的人能将其打磨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而有的人却束手无策。那些深知生活真谛的人，便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人生亦如同一件艺术杰作。因此，朱自清在《谈美·序》中把“人生艺术化”视为朱光潜最核心的理论观点，并指出：“孟实先生引导读者从艺术领域步入人生，又将人生融入艺术之中。这种具有远见卓识和宽广胸怀的境界，是学者们应当深入思考的。””[2]

朱光潜：《谈美》，中华书局，2015年版

朱光潜在众多作品中流露出了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对个体自由的渴望以及对人性得以释放的执着追求。他的“人生艺术化”理念内涵丰富，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无所为而为”的人生哲学。朱光潜曾言：“艺术创作本质上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活动。”我认为，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投身事业，都应持有“无所为而为”的心态。所谓“无所为而为”，意指不计较个人得失，摒弃功名利禄的追求，仅以理想和情趣为满足。朱光潜强调，无论是从事学术（包括审美）还是从事事业的人，都应秉持“无所为而为”的处世态度。在审美过程中，主体对客体的审视超越了即时利益的考量，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纯粹是一种审美视角的审视。主客体间维持着一定的心理间隔，客体的功利属性也不再成为主体追求或束缚的因素，从而使主体得以进入一种超越世俗的审美高度。

在现实生活里，个体同样应当秉持与审美过程相仿的“无所求而为之”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即是指艺术化的人生观。艺术化的人生，或者说人生的艺术化，其核心在于维持一种自在豁达的心态，既不斤斤计较得失，又与实际生活中的境遇保持一定的距离，如同鉴赏艺术品一般，去品味人生的种种景象。那些崇尚自由、洒脱、豁达的志士，他们的人生无疑是充满雅致与情趣的。然而，在现实世界里，却充斥着种种利益与功利，人们往往难以摆脱利益的束缚，被各种牵绊所困扰，尔虞我诈、卑鄙、压榨等现象层出不穷。唯有“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的领域，它超越了利益关系，独立存在。”在投身于艺术创作或艺术鉴赏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从充满利益纠葛的世俗世界，迁移至毫无利益纠葛的理想境界之中。[4]鉴于此，个体需尽力摆脱现实生活的种种束缚，将现实视为美感之境进行品鉴，将现实生活视为艺术佳作进行品味，以审美的眼光审视人生，具备这种素养的人堪称豁达超脱，他们的人生亦因此显得精彩纷呈且富有深意。

“修辞立其诚”体现的是真实生活的本质。朱光潜曾言：“‘修辞立其诚’是撰写文章的关键所在，无论是诗歌还是优美的文章，都应充分展现作者真挚的情感，内心所怀的真情实感才会外化于文字，绝不能有任何虚假的成分。”文章若要遵循“修辞立其诚”，便应避免“俗滥”之弊，所谓俗滥，即失去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盲目模仿他人。文章应避免俗滥，生活同样应避免俗滥；优秀的文章需保持其本色，而艺术化的生活亦需展现其本色。朱光潜曾言：“艺术化的生活实则是一种本真生活的体现。在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方式最远离艺术，一类是平庸之辈，另一类则是表里不一的伪善者。‘平庸之辈’全然缺乏本真，而‘伪善者’则费尽心思去掩饰自己的本真。”越国佳丽西施因心疾而时常捧心皱眉，但这却是她真实情感的流露，不仅不显得丑陋，反而更显美感；然而，东施即便没有心疾，也模仿这样的动作，这却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做作，显得虚假而矫情，只会让人感到厌恶。

艺术化的生命需展现真实的自我，恰似“风过水面，自然生纹”，生活的美妙之处亦在于此。身处何种境遇，拥有何种性情与情趣，便将呈现出相应的言行举止，令人感到其自然而又和谐。这样的人，堪称本色之人；这样的生活，堪称本色之生活。“俗人”往往沉溺于名利，随波逐流，内心缺乏源头活水，因而缺乏生机，生命亦随之枯萎。“伪君子”在俗人粗俗不堪的基础上，又额外加上了虚假和做作，他们的言行举止，诸如谈笑间的一举一动，都让人感到极不舒服，更别提有何美感可言。在朱光潜的交往圈子里，他尤其推崇丰子恺和朱自清这两位先生。他曾这样评价：“丰子恺先生从头顶到脚跟，都散发着艺术家的气息，他的胸怀、他的言行举止、他的笑容，无一不是艺术的体现。”他的画作与众多当代画家有所区别，主要体现在他作品中流露出的真挚深情。丰子恺身上散发出一种“无忧无虑，不染世俗之气，亦无矫揉造作之态”的纯真气质，这种气质赋予了他独特的人格吸引力。朱自清则以其真诚温和、严谨适度著称，待人接物热情洋溢，行事风格“随心所欲，恰到好处，绝不沉迷”，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都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严肃”与“豁达”并重的情趣在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艺术本质上是情趣的体现，人生同样需要情趣，“趣味”是对生命深刻理解和深厚眷恋的体现。然而，现实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情趣，并非每个人的生活都能称为艺术化的生活。只有那些追求并享受趣味的人，他们的生命才显得有意义，他们的生活才真正具有艺术色彩。朱光潜曾言，人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情感充沛的，对众多事物都能感受到乐趣……；另一类则是情感贫瘠的，对许多事物都缺乏兴趣……。后者被视为平庸之辈，而前者则是艺术家的化身。情感越丰富，生活越美好，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实则是指人生的情趣化。[9]若想生活充满情趣，主体需同时具备严谨与豁达的心态，这两者缺一不可。艺术化的人生，正如苏东坡在论述文章时所提及，水流在山谷间自由穿梭，于应畅流时奔腾不息，于应停歇处悄然驻足，既要顺应自然，又要懂得适时收束。主体既能展现严谨态度，亦能适时抽身；既要于严谨中彰显主体的庄重，亦能在抽身时体现出主体的开阔。

在中外历史长河中，诸多才子佳人展现了艺术家的宽广胸怀。王徽之居于山阴之地，某夜大雪纷飞，醒来开门，只见一片银装素裹，于是他举杯畅饮，吟诗作赋。突然间，他思念起好友戴逵，于是即刻乘小舟前往剡溪寻找。然而，抵达门前，他却犹豫不决，最终选择转身离去。有人好奇询问原因，他答道：“我本因兴致所至而出行，兴致已尽便返，何必一定要见戴逵呢？”斯宾诺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尽管生活困顿，却宁愿靠磨镜为生，也不愿步入大学任职，这主要是因为他担心这样会束缚自己的自由和生活方式。这样的人虽然具备艺术家的“豁达”，却丧失了“严肃”。真正充满生活情趣的艺术化生活，既需要“严肃”，亦需“豁达”。在魏晋时期，一些名士只拥有“豁达”，却缺乏“严肃”，而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则普遍拥有“严肃”，却缺少“豁达”。在朱光潜看来，陶渊明、杜甫等人堪称兼具严谨与豁达之美的杰出人物，他们才真正懂得生活的乐趣。朱光潜自己的一生经历了起伏跌宕，遭遇诸多困境，然而无论面对何种境遇，他都能保持豁达的心态，同时不懈追求，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人生态度和事业追求，他的生活因此充满了情趣。

朱光潜大学时代涉猎广泛，不仅解剖过鲨鱼，制作过染色切片，研读过建筑史，还学习过符号学等知识，然而他坦言，在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中，他对文学情有独钟。[10]他一生钟爱文学艺术，并坚信文艺与人生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健全的人生理想需要人性各要素的均衡发展，这既不可有所缺失，亦不可有所冗余，正如草木的生机应当旺盛蓬勃。对人类而言，思想与情感构成了生命的活力，它们必须得以畅快地表达。若思想情感无法得到适当的释放，就如同生机勃勃的植物无法生长一般，终将导致疾病甚至死亡。文学艺术是承载人类思想情感的媒介，若生活中缺失了文学艺术，生活将变得索然无味，毫无乐趣可言。对于那些对文学艺术缺乏兴趣的人来说，他们往往显得粗俗，甚至精神状态也会变得萎靡不振。

人生离不开文艺，对于有文学艺术修养的人来说，世界显得生机勃勃，生活充满乐趣。若他具备艺术家的表现力，便能借助文艺来抒发情感；即便无法表达，他也能以敏锐的视角洞察世界，将这丰富多彩的世界视为一首诗、一幅画、一场戏剧。达到这样的境界，人生便实现了艺术化。许多人以实际的人生态度去对待戏剧，然而朱光潜却以阅读小说或观赏戏剧的眼光去审视男女之间的爱情；又以欣赏画作的眼光去观赏园林或房屋。他称之为“文艺观世法”，这种超越常规的视角源于对文艺的学习。他强调：“我那冷静且客观的思维方式并非源自科学，而是源自文艺。”那些无法保持冷静和客观态度的人，问题往往在于过分看重自我。他们透过带有个人色彩的望远镜观察世界，导致所有事物都丧失了其原有的面貌。所谓的冷静客观态度，即是摒弃这副望远镜，让自我跳出局限，不以自我为中心去审视世界……这便是文艺的观察方法。现实世界中的万物纷繁复杂，若能以超脱尘世的视角去审视，摒弃对得失的纠结与计较，忘却诸多痛苦，将其视作一幅画卷，或一部小说，那么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将变得趣味盎然，生活也将因此而充满欢乐。

诗学的“直觉主义”：不即不离与移情

朱光潜所倡导的“人生艺术化”理念，源于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及对生命深刻的体悟，同时亦与其早年赴欧洲留学，接触并吸收西方美学观念，进而形成诗学中的“直觉主义”理念密切相关。这种在美学与诗学领域所倡导的“直觉主义”，对其对人生的理解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从康德到克罗齐，逐渐形成了以形式为核心的美学流派。朱光潜在欧洲的大学里深造期间，深受这一美学观念的影响，他主张美感体验源自于对形象的直接感知，主体在专注的欣赏中，能够体会到独立而完整的意象，从而揭示出世界的美好。例如，在公园里，一棵高大的松树，无论是木材商、植物学家还是画家，都能从中感受到其独特的魅力。木材商人所关注的是树木的经济价值；植物学者所关注的是树木的年龄以及枝叶的形态；至于画家，他们所看到的则是一棵郁郁葱葱、挺拔有力的古老树木。为何会有这样的感知差异呢？这主要是因为对古松的认知，三位主体的态度各异，因而古松的形象在他们的眼中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木商看待古松时持的是一种实际的心态，他心中盘算着用多少银两购得此树，运回后是制作何种家具还是用作房屋的梁柱；植物学家对古松持有的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他打算将古松归类至植物学的特定类别和科目，探究其与其它松树的差异与相似之处；至于画家，他对古松抱有的则是审美的态度，他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树木扭曲的形态、翠绿的色泽以及其独特的气质，而对这些树木的种类和价值等则毫不在意。[13]

实用的态度追求“善”，其核心在于考量事物对人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而科学的态度追求“真”，其焦点在于探究事物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两种态度下，主体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所观察的事物本身，因而所获得的事物的意义并非孤立、封闭的。然而，美感的态度则与此截然不同。追求美的理念，主体在审美的视角下审视事物，其关注点集中在事物本体之上，心理活动倾向于直观感受，从而形成的意象独立且孤立。画家凝视古松，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古松之上，全然不顾这棵树的经济价值，甚至忘却了松树在植物分类中属于木本植物的事实。他不依赖抽象思维，缺乏意志与欲望，心中所存留的唯有古松的轮廓与色彩。对于古松以外的世界，他毫不在意，仅是将古松视作一幅可供把玩的画作。朱光潜曾言：“这种完全摒弃意志与抽象思维的思维活动，我们称之为‘直觉’。而直觉所感知的，那些孤立且独立的形象，我们称之为‘形象’。美感体验，便是通过形象直觉所获得的，美，则是事物在直觉中展现出的独特品质。”当主体对某物进行审视，若感受到其美感，那么必然在内心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景或一种直观的境界，使其内心与意识完全沉浸其中；主体全神贯注，专注于观察，以至于暂时忘却了周遭的一切。这样的体验，我们称之为“形象的直觉”，亦即“美感体验”。

朱光潜的诗学理论中的“直觉主义”观念，明显受到了康德以及克罗齐等先贤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而逐渐形成。在《美学》一书中，克罗齐明确指出：“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觉的，另一类是逻辑的。”[16]所谓直觉的知识，指的是对具体事物的认知；而逻辑的知识，则是指对多个具体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所有逻辑的知识都可以归结为“A为B”这一公式。例如，“杨柳”乃树木之一种。然而，直观认知却与此有所区别。当主体对“A”产生直观时，其全神贯注于“A”本身，毫无分心，“A”在心中仅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形象，不受外界干扰。以“杨柳”为例，在心中它仅是一幅树木的图像；若再联想到“杨柳属木本植物”，则已偏离了直观的本质。这种独立完整的形象或图形，我们称之为“形象”。朱光潜指出，在美感体验过程中，“心”与“物”的交汇仅限于直觉，而物体在心中呈现的亦不过是形象。在直觉中，除了形象，别无其他；形象也唯有在直觉中显现，别无其他来源。形象的存在必然伴随着直觉，而直觉的存在亦必然伴随着形象。在直觉时，内心中浮现出一个形象，这种“浮现”即是创造，这种形象即是艺术。因此，所谓的“美感体验”实质上就是“形象的直觉”。[17]

朱光潜翻译，意大利作家克罗齐所著：《美学原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2012年出版发行。

美感体验源自对形象的直接感知，感知中仅存形象，别无其他。在审美体验中，个体与专注于满足实际生活需求的实用世界中的态度有所区别，他们仅仅将感知到的世界视为一幅画来欣赏。个体摆脱了实用的束缚，将世界置于一定的距离之外进行观察，从而世界的美丽便会显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往往持实用主义的态度。居住在西湖与峨眉山附近的居民，除了因身处名山大川而自豪，常常觉得这两地并无特别之处。比如，一位海滨的农民，当他人对他的门前大海美景赞叹不已时，他却指向屋后的菜园，自豪地说：“这些菜种得还不错。”如果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始终以超越眼前利益的视角审视周遭的一切，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得失，进而能够达到一种超脱世俗的审美高度，那么这种状态便可以称之为人生的艺术化。

由此可见，美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体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事物内在的美感并非自动展现，要真正感知它，便需站在恰当的远端进行观赏。英国心理学家布洛针对这一点提出了一种理论——“心理距离”的概念，而朱光潜则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阐释了这一观点。航行于浩瀚大海之上，不幸遭遇浓雾弥漫，四周景象模糊不清，呼吸变得不畅，行程被迫延误，甚至潜藏风险，实乃一大不快之事。然而，若能调整心态，不去忧虑行程的延误，也不去担忧可能遭遇的险境，专心致志地观赏那如轻烟般缭绕的薄雾笼罩在宁静的海面之上，天空与大海融为一体。在这般绝妙的海雾景观面前，或许能带来一段极为愉悦的旅程。朱光潜提出，面对海雾，人们有两种不同的体验。在第一种体验里，人的感知、情感、愿望以及所有生活需求都与海雾紧密相连，使得人们不得不因恐惧危险而渴望安全，同时也会因行程延误而对海雾产生厌恶。换言之，人与海雾的关系过于紧密，距离过于接近，以至于无法以平静的心态去欣赏它。在后一种体验里，个体将海雾置于实用领域之外，与之保持适宜的“距离”，不再对海雾产生忧虑，转而以审美的视角去鉴赏它，如此一来，美感便会油然而生。

艺术家与审美鉴赏者的技艺，在于将海上的雾气视为审美对象，使农夫能够将目光从屋后的菜园转移至眼前的海景，不再仅仅关注园中的蔬菜。他们能够超脱尘世的纷扰，挣脱利益和功利的束缚，全心全意地沉浸于对事物之美的鉴赏之中，并确保现实生活与事物之间保持恰当的距离。这种“恰当”至关重要，意味着艺术既要帮助人们从现实束缚中解脱出来，又要让人们体验到审美的快乐。朱光潜曾言，艺术创作与鉴赏的成败，关键在于如何巧妙处理“距离的矛盾”。若距离过远，作品将难以被理解；若距离过近，实用的目的往往会掩盖美感。而“不即不离”则被视为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这种“适度”便是“不即不离”，而掌握这种“不即不离”显得尤为关键。观看曹操角色演出的观众，目睹舞台上狡猾奸诈的曹操形象，不禁感到愤怒，最终拿起刀子冲上台去杀害了扮演曹操的演员。这类戏剧，对于演员而言，表演技艺堪称精湛；而对于观众而言，若在欣赏过程中忽略了其戏剧性，便会从审美境界跌落到现实世界。这正是因为“距离”过于贴近，以至于这种距离感不复存在。正如王渔洋在《秋柳诗》中所言：“南飞的大雁皆成愁人，美好的话语在西乌鸟的夜晚不再飞翔。”“在这首诗中，‘南雁’象征着家国破碎后流离失所的忠臣；而‘西乌’则代表那些投降敌人、丧失节操的叛徒。若读者对这首诗背后的历史背景一无所知，未能领悟这是一首哀悼明朝灭亡的诗篇，那么便无法真正领会其深意。换言之，这首诗与欣赏者的心灵距离过于遥远，使得他们难以产生共鸣。由此可见，‘不即不离’的欣赏态度便是至关重要的。”

在美感体验过程中，个体与周遭事物需维持恰当的“间隔”，这里的“间隔”指的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的分离。然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个体与外界事物的间隔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当个体全神贯注地凝视时，情感会集中在物体的形象上，内心空灵无杂念。个体在不知不觉中，便从物我分离的状态过渡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正如朱光潜所言：“物我两忘，最终达到的是物我合一的境地。”在观赏者欢愉的心情中，他们未能分辨出自我与外界，因此我的存在与物体的存在开始相互交融，在不知不觉中，我的个性被注入物体，而我亦将物体的形态融入自身。以观赏一棵古老的松树为例，当人们全神贯注地品味时，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的高洁气质转移到松树上，同时又将松树的坚韧姿态纳入我的体内，如此一来，古松仿佛化为人形，而人也仿佛化为一棵松树。这种物我交融的现象，正如德国美学家立普斯所阐述的“移情作用”，指的是当主体审视外界事物时，将自身的情感投射到这些对象之上，仿佛感受到对象也承载着同样的情感。当心情愉悦时，山川草木仿佛也洋溢着喜悦，含情带笑；而当伤心落泪之际，花鸟虫鱼似乎也陷入悲苦与忧愁之中。

移情效应将人的生命力投射于外界物体，使得原本无生命的物理事物似乎拥有了情感，无生气的事物仿佛焕发了活力，因此朱光潜将其形容为“宇宙的人情化”。从理性的角度来讲，这种移情作用是一种错觉，与生活逻辑不符。然而，若没有这种移情作用，世界将如同枯木一般，毫无生机，人生也将失去乐趣，文学艺术亦无法诞生。诗人与艺术家通过移情的手法，赋予了宇宙生命与情感，拉近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使得每一株草、每一棵树都能蕴含泪水与忧愁，每一座山、每一道水都能展现笑颜与喜悦。“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此类佳句才得以层出不穷。

美感经验与人生的艺术化

朱光潜的一生专注于艺术，他不仅关注现实生活，还致力于探寻人的自由与个性解放，渴望过上舒适而富有诗意的生活。他对理想人生的构想便是“人生的艺术化”。这种人生艺术化的理念，既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又深受西方文化的深刻熏陶。朱光潜在欧洲度过了超过十年的留学生涯，他在多所知名学府深造，广泛吸收了康德、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伊德、克罗齐等哲学美学大师的思想精华，尤其是克罗齐的“直觉主义”诗学理论，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光潜认为，艺术与审美构成了人性深处最根本、最自然的渴望。早在人类穴居的远古时期，诗歌和图画便已出现。对美的追求，如同对食物的渴望，是精神层面的饥渴。若生命里缺少了真、善与美，便会变得扭曲、不完整。在日常生活中，人类诸多与生俱来的冲动与情感，诸如性欲、爱情、厌恶、同情、恐惧等，均需得以宣泄与疏导。然而，这些情感往往受到道德规范、法律法规、宗教信仰以及社会习俗等多重束缚，从而被压抑。艺术与审美则成为了一条释放情感、舒展本能的途径，因为艺术领域是一个无拘无束、充满无限遐想的空间，同样也是一个让人忘却自我的场所。在美感体验过程中，主体不仅将欣赏对象之外的世界置诸脑后，而且也忘却了自身的存在。在主体的直观感受中，缺乏自觉意识，当心神沉浸于专注之境时，主体内心中仅存一个意象，不复存在物我之别，我与物已融为一体。朱光潜曾提及叔本华的观点，他言道：“若有人能凭借内心的力量，摒弃常规的观察方式，……将全部精力集中在感知到的物体上，将自己完全沉浸于这些感知之中，让意识中仅存对风景、森林、山脉或是房屋等眼前事物的宁静审视，从而让自己在这事物中‘迷失’，忘却自身的个性和意志，过上‘纯粹自我’的生活。”那么，主体便会超越意志的桎梏，得以摆脱痛苦与烦恼。同样，在艺术鉴赏的过程中，主体也会暂时放下自我，挣脱意志的羁绊，从意志的领域过渡至意象的天地，艺术对人生而言，亦是一种心灵的释放。

人生离不开艺术，艺术能够从繁杂的实用领域中脱颖而出，所呈现的是一种独立、自足、不依赖他人的纯粹意象世界，这便是美感体验。相反，若失去了美感体验，艺术便无从谈起。美感体验是一种直观的形象感知，它摒弃了功利和枯燥，感知到的形象实际上也是观赏者个性和情趣的映射。艺术化的生活是充满情趣的生活，没有艺术，人生便失去了色彩。《晋书·隐逸》中记载了陶潜的事迹：“他不懂音乐，却拥有一张没有弦和徽的素琴。每当朋友们聚在一起饮酒时，他便会弹奏，并说：‘只要能领悟琴中的意境，又何必在乎琴弦发出的声音呢！’”朱光潜对陶渊明这种生活方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内心世界丰富，因此不会拘泥于任何外在的迹象，无论是弹琴还是其他事物，都是如此。”古人赞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歌的极致境界，陶渊明不仅在诗作中，更在生活中，全方位地展现了这一境界。[23]他的诗作“散而庄重，淡而丰腴”，“外表看似枯槁而内里实则丰润，看似平淡却实则美妙”；陶渊明的生活洋溢着情趣与醇美，将人生艺术化。

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结语

人生可视为一种广泛的艺术形式。若以审美角度审视，它便充满了诗意与创造力。生活情趣越加丰富多彩，人生便越趋近于艺术境界，从而使得生活更加美满和充满乐趣。为了达到人生的艺术化，个体需摆脱实用主义的束缚，与外部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将所感知的世界视为一幅可供欣赏的画卷，如此一来，世界的美丽便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朱光潜在《谈美》一书中提到，在阿尔卑斯山谷的道路旁，一块路牌提醒过往游客放慢脚步，细细品味沿途的风景。然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游客们往往驾驶汽车疾速而过，鲜少有人愿意停下脚步，耐心地欣赏路旁那片奇异而优美的景致。这样的风景因此失去了原本的魅力，显得索然无味，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朱光潜提出，人生应当边行走边品味，随心所欲地探索，做到能把握也能释怀，如此生活方能充满乐趣，而人生艺术化的真谛也便蕴含其中。

《文化与诗学》2016年第1期中刊载了本文，该期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时间为2017年7月。

参考文献：

朱光潜在其著作《谈美》中，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该书的第146页阐述了相关内容。

朱光潜所著之《谈美》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具体内容可见第6页。

朱光潜所著之《谈美》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发行，具体内容可查阅第10页。

朱光潜在其著作《谈美》中，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内容见第10页。

朱光潜在其著作《谈美》中，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具体内容可查阅该书第147页。

朱光潜所著《谈美》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其中第147页的内容。

朱光潜在其著作《朱光潜全集》的第9卷中，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具体内容可查阅该书第154页。

朱光潜在其著作《朱光潜全集》的第9卷中，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具体内容可见第490页。

朱光潜所著《谈美》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具体内容可查阅该书第152页。

朱光潜所著的《文艺心理学》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其中第4页的内容值得注意。

朱光潜所著《谈文学》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具体内容可查阅该书第8页。

朱光潜在其著作《朱光潜全集》第三卷中，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具体内容可查阅该书第343至344页。

朱光潜所著的《文艺心理学》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具体内容可查阅该书第18页。

朱光潜所著《谈美》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其中第18页的内容值得参考。

朱光潜所著《文艺心理学》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其中第13页的内容值得注意。

朱光潜所著《文艺心理学》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其中第11页的内容，请参阅。

朱光潜所著《文艺心理学》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具体内容可见第19页。

朱光潜所著的《文艺心理学》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具体内容可查阅该书第21页。

朱光潜所著《文艺心理学》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其中第25页的内容值得参考。

朱光潜所著的《文艺心理学》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具体内容可查阅该书第18页。

朱光潜所著的《文艺心理学》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具体内容可查阅该书第17页。

唐代房玄龄等人编纂的《晋书》在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版本中，位于第2463页。

朱光潜在其著作《诗论》中，于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版本，详细论述了相关内容，具体可参考第242至243页。

褚春元，生于1971年，籍贯安徽巢湖，现任巢湖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担任副教授职务，并取得了文学博士后学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文艺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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