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书法理论为何以复古为指向？郝经道技论深度究竟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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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将对元代的书法理论进行深入研究，首先，我们将从郝经的道技论着手进行学习。

元代书论的一大显著特征是，其发展轨迹与书法艺术的同期进步相吻合，整体上追求复古。这一理论体系基于回归古法、重塑宋人所忽视的书法传统规范，因此在理论探究的深度上，相较于其他时期的研究，具有明显的优势。

在复古这个视角下，理论深度最为深广的，是郝经的“道技论”。

郝经，字伯常，是泽州陵川（今属山西陵川）人氏，生于金代。金朝覆灭后，他迁往河北，并在元将张柔家中得以阅读其藏书。后来，他进入忽必烈王府，深受信任。忽必烈继位成为元世祖后，郝经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担任国信使，南下行使使命，与宋朝进行和谈。他努力争取回被贾似道扣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宋朝人质，并在南宋停留了十六年之久。至元十二年，也就是南宋德祐元年，他得以获释返回故土，然而不久之后便因病离世，被追赠文忠之谥。

（郝经雕像）

南宋时期，郝经滞留期间，主要从事著述工作，创作了《郝文忠公集》、《陵川集》等作品，对诗歌和散文均有深入解读。他既是位道学家，又是赵复（理学泰斗，程朱理学北传的先驱）的门生；同时，他还向元好问学习诗文，学识渊博。

郝经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观点，都受到理学的影响。

郝经所著的《移诸生论书法书》与《答友人论文法书》堪称姐妹篇，此外，他还撰写了《叙书》一文，这三篇作品均收录于《陵川集》中。其中，《移诸生论书法书》和《叙书》的全文被纳入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一书中，有兴趣者可自行查阅全文，此处不再一一照录。

郝经在论述书法时，文字虽简，却言简意赅，高瞻远瞩，精准把握了艺术与技艺之间的联系，这与他在论文中探讨理论与文学、技法之间关系的手法如出一辙，正是他所倡导的“道技”理论。

在《叙书》这部著作里，郝经对书体的演变历程进行了详细阐述，不仅涵盖了古文、篆书、隶书、行书、草书等传统书体，还包括了擘窠大字、榜书、章草等特殊书体，并对擅长这些书体的书法家以及著名的碑刻进行了列举。

篆书艺术，可追溯至《石鼓文》的起源，其后延续至李斯、汉代的碑刻，再到李阳冰的作品，以及党怀英的书法风格。

（《石鼓文》拓本）

隶书起源自汉代的碑刻，追溯至蔡邕、梁鹄、钟繇等书法大家，再继续介绍至蔡有邻、党怀英等后继者。

（汉《张迁碑》拓本局部）

他着重指出“源头”的至关重要性，并认为“学习书法必须先从篆书和隶书开始，领会其笔法意境，之后再学习楷书，这样写出的字画才能显得古朴而非凡”。由此可以看出，郝经在书法学习的方法论上，主张从篆隶入手。这不仅是一条合理的书法学习途径，同时也体现了他倡导“回归传统”的书法理念。

他又详叙各书体的审美标准，表述颇具辩证法，认为：

过于严苛会损害意境，过于放纵则会破坏法度；技艺虽精但不够巧妙，笨拙却非恶行；分量适中而不沉闷，轻盈却不轻佻；笔触死板则显得呆滞，运笔缓慢则显得无力；笔速过快则显得肤浅，笔势偏斜则显得不端正。心态端正则气息稳定，气息稳定则手腕灵活；手腕灵活则笔尖自如，笔尖自如则墨水流畅；墨水流畅则精神集中，精神集中则意境丰富。无意之中却充满意境，不拘泥于法度却处处合乎法度……当功夫达到极致，便能从细微之处深入奥妙，透彻理解神韵与变化。

也就是说，从探寻书法起源到深入学习书法的每一个步骤，郝经始终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达到“无意识中充满意境，不刻意中蕴含法则”，追求“精妙入微”和“洞察神变”。总的来说，他的理念是从道出发，逐渐深入技艺，最终通过技艺回归道的境界。因此，他坚信：

既然明白了法度，那么更应重视变化。若不是通过变革来创新，而是固守旧法，那么就无法成为名家，只会停留在众人的水平之下。钟繇、王羲之是变革篆书和隶书的人，颜真卿则是在钟繇、王羲之的基础上用篆书进行变革，苏轼则是以颜真卿和柳公权为基准，运用隶书进行创新。因此，从古至今的书法学习，都无法超越这四位大家。

（郝经《叙书》书论）

关于他的学书标准，他的主张明确：

学习篆书当效仿李斯，研习隶书则需学习钟繇的技艺，楷书则需借鉴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等人的风格，至于行书与草书，则应当学习张芝、索靖、王羲之父子以及张旭等大家的笔法。

郝经所倡导的“道”，本质上是关于“变化”的哲学。它不仅是对前人智慧的传承，而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

此外，他还写道：

博览群书，深谙哲理，处世老练，超脱尘世纷扰，摒弃俗世束缚，超然物外，挥毫泼墨，自然高人一等。这便是以道为基，技艺提升，书法之根本所在。

因此，在他的“道技合一”理念里，道被视为目标，技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道是根本，技则是具体运用。通晓法则并能灵活变通，这便是所谓的“通‘道’”；而要真正通“道”，就必须在书法之外广泛积累学识和修养，这正是他所阐述的“书法之原”。

在其另一部著作《移诸生论书法书》中，他特别阐述了“道”在书法领域的深层含义。他言：“书法仅是一门技艺。”又谓：“若‘道’之内涵不足，技艺便以书法来展现其精湛。技艺中融入了性情、气度、风格，从而展现一个人的品格，只有成为专门名家，书法之学才得以成立。”反之，他的观点即“道”是技艺的根本，自书法学兴起以来，书法作为一门技艺，已经充分体现了“道”的内涵。因此，他进一步指出：

书法艺术，其根本在于人品，书法作品即是书法家心性的体现。柳公权曾言：“心性端正，笔力自然正直”，这句话虽是针对一时的劝诫，却是书法家应有的根本。内心所具有的，必然会在外在的书法作品中表现出来。像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轼等人的忠诚正直，即使他们的书法技艺并非完美无瑕，也已超越了平庸之作，更不用说精湛的技艺了。

此处提及“本”与“内”两个术语，实则均指向统摄“技”与“法”的“道”。二王、颜真卿、苏东坡等人，凭借他们高尚的品格作为支撑，即便他们的书法技艺不够精湛，也绝不会出现平庸之作。

因此，郝经所言之“道”，不仅揭示了书法发展的内在规律，还包含了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与“字如其人”的观点相吻合。从这一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秉持的儒家思想，正如他在文论中提出的“六经，理之极致，文之巅峰，法之完备”的观点，他也同样重视《六经》在书法艺术中的重要性。

因此，现今从事著述的人，必须首先精研《六经》，领悟“道”的精髓，崇尚与古人交友，探讨世事，学习古人的学问、他们的志向节操、他们的行为准则、他们的功绩，这一切都蕴含其中，然后才能撰写秦朝的文献和汉朝的书法。

他甚至引用了他先辈叔祖的言论，提出在书法的历史长河中，“二王之书为书法之根本，颜、坡之书为书法之传承。而其他流派，不过是众多学派中的一员。”至此，郝经从理论层面清晰地阐述了引领书法家的“道”，其核心便是儒家经典的“儒”字。

（郝经体系内，书史人物与儒家经典的对照关系）

此外，郝经的道技论中，还有老子的观点：

必须细察天地间法度的端倪，人物器皿的形态，鸟兽草木的纹理，日月星辰的图案，烟云雨露的形态，探究制作之所以成立的道理，方能领悟书法的自然之美，这如同外在的显现，并非源自内心的感悟。必须深入探究世间万物的道理，锤炼世间的事物，梳理世间的变化，摒弃虚浮的客气和无谓的忧虑，使之消散，保持淡泊无欲，超然无为，心与手融为一体，随心所欲，忘却书法是我，我是书法，悠然自得，自然而然，从技艺的层面深入到道的境界。凡所记录之物，其奥妙难以揣测，皆源自大自然的创造，已非简单的笔墨所能表达，神韵存于心中……万物于笔尖跃然，一笔勾勒出宇宙之极。

他坚信，技艺的掌握需建立在道的基础上，而技艺若欲达到自然之境，则必须从外界汲取。借鉴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他强调书法亦需从自然中领悟“一画立太极”的法则，并且依据老子“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教诲，他认为书法的至高境界应当回归于“道”。

这正是他所阐述的，技艺与道相融合的最高境界，亦即达到“不觉得书籍是我，我即是书籍，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的境地。

在郝经的解读中，“道”指的是顺应天地间万物演变规律的法则，“技”与“法”意义相近，着重于不仅要掌握法则，更要重视变化，因此他的道技论深刻地阐释了书法演进的内在规律。

郝经所著的上述两篇文章，是在他奉命出使南宋并被留置于仪征期间完成的。他在书法领域的见解与南宋时期朱熹所持的否定北宋书法的立场并不相同，他对苏轼、黄庭坚的书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对颜真卿推崇备至，总体上对北宋书法持肯定态度。他的许多观点直接源自唐代及北宋时期，不过他将这些观点集中在“道”与“技”的相互关系上展开论述。郝经在归附元朝后，还未等到元朝统一中国便已离世，因此他的书法观念更多地反映了金朝时期的认识。尽管对颜真卿的看法与赵孟頫截然不同，但在对王羲之的推崇以及学习书法时追求根本原则这一点上，与赵孟頫持有相同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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