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漠河舞厅让漠河火了！那场大火背后的凄怆爱情故事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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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赵志远 实习生 李坤一

一首《漠河舞厅》，让位于中国最北端的小城漠河火了。

神秘莫测、遥不可及、气候严寒，这些是漠河在众多人心目中的固有印象。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火灾亦成为这座城市难以磨灭的痕迹。1987年5月6日，一场大火在大兴安岭北麓的林区肆虐，烧毁了101万公顷的森林。长达28天的熊熊烈焰，夺去了211人的生命，迫使超过5万人背井离乡。在这场灾难中，漠河县的西林吉、图强、阿木尔三个林业局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自1949年起，此次森林火灾造成的伤亡人数之众、森林被毁面积之广均前所未有。

去年，音乐创作者柳爽谱写了一首名为《漠河舞厅》的歌曲，其中描绘了一段发生在火灾中的悲壮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张德全（化名）的年迈老人，他的妻子在1987年的火灾中不幸丧生。自那以后，他独自度过了34个春秋，未曾再娶。在往昔，他们常常在废弃的仓库中共舞，而妻子离世后，老人便独自来到漠河舞厅，独自起舞，以此怀念逝去的妻子。

在漠河舞厅的入口处。本文中展示的图片，除非特别说明，均由澎湃新闻的记者朱莹拍摄。

漠河舞厅内部。

李金宝，年届五十四，既是漠河舞厅的掌门人，也是那场火灾的见证者。2019年，他创办了漠河唯一的舞厅，这是一家位于地下，由旱冰场改造而成的600平方米空间，门票仅需5元，月票则是50元，常客大多是五六十岁的长者。近期，随着某首歌曲的流行，吸引了众多来自广州、大庆、齐齐哈尔的人们，他们纷纷前来，渴望一睹漠河舞厅的真容。

李金宝于34年前抵达漠河，那是在火灾爆发前的两个月。他历经火海逃生，亲眼见证了城市被烈焰吞噬的惨状。火灾过后，他短暂离开，但不久又重返漠河，投身于城市重建的热潮之中，亲身经历了这座城市的复苏与演变。

漠河的十一月，夜晚气温骤降至零下十几二十度，午后四五点钟，天色已经全黑，街道上遍布着欧式建筑，四周一片凄凉。在街头巷尾、通往林场的道路上，醒目的防火宣传标语格外引人注目。那些年过四五十岁的漠河居民，大都能讲述起火灾中的种种经历：有位女士在火灾中失去了双腿；一位在火灾后安置到外地火车上的林场女工，遇到了一位阿姨，阿姨一见面就紧紧抱着她失声痛哭，告诉她自己的三个女儿都已不在人世；还有一位男士，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地窖中不幸窒息身亡，后来他续娶的妻子不幸患上癌症，他也随之病逝……

那些令人心酸的、沉重的往事，伴随着一代代漠河居民的渐渐衰老而渐行渐远。然而，关于火的记忆，却深深地烙印在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深处。

11月的漠河市区。

以下是李金宝的口述：

一

10月8日，本地电视台的记者前来拜访，他们提及《漠河舞厅》这首歌曲在网络上颇受欢迎，并且向我展示了该歌曲的舞蹈视频。

我忽然想起，那位老人名叫张德全。他那时的年纪大约在六十岁左右，身材并不高挑。在2019年舞厅刚开始营业的时候，他来过大约四五次，每次停留的时间大约为一两个小时，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坐在那里，并不与别人交谈。他会挑选那些节奏感强烈的音乐，每当音乐响起，他便翩翩起舞，舞姿优雅，步伐准确，看起来就像是有着多年舞龄的人。

舞厅里都是双人跳舞，当时看到他一个人跳，我还觉得有点奇怪。

近两年来，他未曾现身。尽管有舞伴偶有目睹，却对他在何处不得而知。今次听闻他的经历，瞬间唤醒了我对那场火灾的回忆。

我出生在吉林省德惠县的农村，家中共有六个兄弟姐妹，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中学学业结束后，我前往长春接受三年的瓦工技艺培训。后来，姑父在漠河地区创办了一家建筑施工队，哥哥和姐姐们都已经加入其中，他们邀请我也一同前往。

1987年3月，我踏上了前往漠河的旅程。首先，我乘坐火车抵达了哈尔滨，然后转乘火车前往齐齐哈尔，最终历经25个小时的颠簸，抵达了漠河。当时，从齐齐哈尔到漠河的火车只有一班，乘客众多。在整个旅途中，我内心充满了激动，因为大家都说漠河拥有着原始的大森林，这让我感到既神奇又充满向往。

走出车站，眼前一片雪白，樟树和落叶松枝头挂满了雪花，景色格外迷人，内心也变得愉悦明亮。

漠河县城那时的景象与乡村并无二致，普遍是土墙茅屋，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堆满了冬日取暖的木柴。哥哥和姑姑的家坐落在火车站旁，我暂居于哥哥家中，负责照料孩子，同时还要负责劈柴。

火灾发生前的漠河县城。拍摄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5月6日当天，传闻山上有火情，县里紧急通知各单位动员青年劳动力待命。当天下午，我的姑父和姐夫带领的建筑队十几名队员，赶往古莲林场火灾现场参与灭火。由于我年纪尚小，因此被留在家中照看孩子。

古莲林场起火点。

7号那天，家门口远处浓烟弥漫，众多人围观，都以为不久火势就能被扑灭，火势不会蔓延至县城。然而，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天空尽是烟雾，火势随着狂风蔓延。又过了一小时多，火势已烧至一公里外的西林吉贮木场，这时大家才感到恐慌，纷纷开始向外逃生。

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我急忙拉着姑姑，带着四个表弟和表妹急忙奔向户外，手中空无一物。此时，火势已逼近至三四百米开外，天空被映照得红彤彤的。

我们疾步奔向位于百米之外的永红桥下，只见桥下的沙滩上早已人潮涌动，聚集了上千名民众。那些家离桥较近的居民，甚至推着自行车、扛着电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前面靠近河边的人群被挤到了河中，他们无法上岸，只能在水里站立。

李金宝站在当年躲火的大桥下。

现场乱作一团，人群四散，人们呼唤着亲人的名字，孩子们的哭声此起彼伏。我的姑姑和嫂子也在这混乱中走散了，我一手拉着一个孩子，年幼的那个被吓哭了，年长的则大声呼唤着妈妈。

火焰逼近至眼前，距离不过二十至三十米。四周弥漫着浓烟，刺激着喉咙，让人感到呼吸困难，于是我叫弟妹们用围巾堵住鼻孔。木柴烧得发红，时不时伴随着油桶、电视机的爆炸声，“砰”地一声，火苗直冲云霄，高不可攀。

大火烧毁民房。拍摄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众人目睹房屋燃烧的景象，惊恐万分，天空中火光冲天，外围的人群呼喊着“火势蔓延了，火势蔓延了”。我内心极度恐惧，紧紧握住弟妹们的手，他们安慰我说“哥，轻一点，轻一点”。心中不禁担忧姐姐家距离此地已有两公里，远离河流，她独自一人带着孩子，让人十分牵挂。

幸运的是，桥畔仅有几株稀疏的小树，火势并未蔓延至那里。经过两三个小时，火势渐弱，居民们纷纷各自返回家中。我们亦跟随返回，只见房屋已被烧得不成样子，内部仍在燃烧，无法进入，只能站在二三十米外凝望。姑姑与嫂子目睹了仅新建了两三年的房屋被毁，不禁泪流满面，弟妹们也纷纷效仿，一同哭泣。

大火过后的漠河县城。拍摄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那片区域的住宅悉数被焚毁，众人无家可归，一部分人投奔亲友，另一部分则在住宅附近，用木材临时搭建起简易的棚子。我家再次回到桥下度过了一夜，天气寒冷，便走到外面燃烧的木柴旁取暖片刻。

那时候，我特别后悔来到漠河，很想回家。

二

次日，姑姑一家将未燃尽的被褥、大米等物品取出，随后带着孩子们前往小商店觅食，发现一些午餐罐头、水果罐头虽未烧熟，但仍可食用。那时，大家普遍如此。

众多人仍在努力寻找失散的亲人。不幸的是，姐夫也成为了失散者之一。在7号那天，火势失控之后，消防队员在撤退途中，他与姑父不幸走散了。姑父当晚安全返回了，而他却未能归家。

我们分成了三组，在县城内四处搜寻姐夫。我清楚记得，当时县城里仅存车站、医院以及几家未被焚毁的水泥建筑，烟囱林立。山上和路上遍布着烧焦的尸体，估计有一百多具，衣物尽毁，难以分辨性别，或许是他们在逃跑途中被浓烟熏倒。后来得知，还有一部分人不幸遇难，原因是在大火逼近时躲进了地窖，房屋倒塌后，他们被埋在了废墟之下。

众多遗体无法确认身份，甚至有多个家庭在辨认同一具遗体。姐夫手腕上佩戴着一款上海牌手表，我们便以此作为辨认的依据，每发现一具遗体，便上前仔细查看，看是否有人佩戴手表。当时并未感到恐惧，内心默默祈祷，希望别找到姐夫。记得有一次，我们发现一具遗体体型与姐夫相仿，且也戴着手表，顿时心生恐惧，打开手表盖一看，并非上海手表，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通往河边的树林中，我目睹了一位母亲紧紧地抱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孩子不幸被烧死，无力地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母亲悲痛欲绝，哭声震天，无论丈夫如何努力，都无法将她从孩子身边拉开，孩子的祖父母也在一旁泪流满面。

我同样泪流满面，瞥了几眼便不敢继续凝视，内心感到极度的痛苦。时至今日，那段记忆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日。

次日，我们前往漠河县医院探望。医院内人潮涌动，有人刚被送来，全身焦黑；有人被绷带紧紧包裹，几乎无法辨认身形。每层楼都充斥着痛哭、呻吟和呼喊声。太平间亦是人满为患。那时，我深感恐惧，对生命的脆弱性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接下来的数日里，我们加大了搜寻力度，在县城周边的林间四处探寻，却始终一无所获。直至第五日，收到内蒙古满归镇寄来的信件，方才得知那天姐夫归家时，漠河县城已实施戒严，无法进入。无奈之下，他只能攀附在一列驶过的火车上，被带到了一百公里之外的满归进行安置。再过两天，姐夫便与逃至那边的灾民一同被送回了家。

灾后初期，众人以树枝、未燃尽的棉被及衣物搭建临时住所过夜，以未烧毁的大米熬制粥食。若家中尚有存粮，便相互分享。自第三日起，饼干、面包、帐篷等救援物资陆续通过空投送达，大家得以在帐篷中安顿下来。

第十天灾后，我决定不再留在漠河，于是乘坐密闭车厢的列车离开了。我的弟妹们也随我一同返回了吉林的故乡，继续学业。在当地，许多孩子都选择投靠亲友，前往其他乡镇的学校就读。

三

归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频繁遭受恶梦的侵扰，梦中不断重现着搜寻姐夫时翻检尸体的画面，以及那位怀抱婴儿痛哭失声的母亲身影，每当忆起这些，心头便涌起一股恐惧，常常在夜半时分被惊醒。这样的噩梦持续了将近一两年，才逐渐变得模糊，直至淡去。

回到故乡已逾两月，姑父通过电话传递了紧急消息，告知漠河县正面临重建工作的紧迫需求，人手短缺，敦促我返回。哥哥和姐姐也纷纷劝说我，前往那里至少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婚礼积累一些资金。

乘坐返回漠河的列车，自塔河起，沿途所见尽是遭受火灾肆虐的森林，灰暗无光，毫无生机，令人心情愈发沉重。漠河县城同样一片死寂，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

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启动。众多基建企业和施工队伍正在招募人员，同时，外国援助的推土机和装载机等设备也正陆续抵达。当时，水泥和砖等建筑材料供应紧张，每当火车运来物资，我们这些年轻的志愿者便赶往车站，积极抢运物资。

我随姑父等人一同建造平房，那时九区、十区的住宅，其中不少是由我们亲手搭建的。三四年过去，平房的建设基本完成，随后便转而负责对幼儿园、商场、镇政府等公共设施进行修缮。

灾后重建。拍摄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灾后重建，漠河启动了区域划分工作，西林吉镇依据数字被划分为了44个区域。经过一年多的帐篷生活，居民们逐步迁入了新居。

起初的数年，火灾的印象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日常。聚在一起闲聊时，话题往往会转向火灾逃生的经历，谈论家中被烧毁的物品，以及抢救出的东西。偶尔还会提及，某人的家人在火灾中不幸丧生，或是某人如何遭受烧伤。夏日里，在市场上常能见到烧伤者，有的耳朵被烧焦，脸上布满疤痕，每次目睹，心中便会涌起对火灾的回忆。

踏入漠河寻常百姓的居所，几乎都显得空旷寂静，电视、自行车等物品都已消失，仿佛生活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火灾发生后的岁月里，防火部门每年都会发布防火责任书，强调居民必须做到人离火灭，出门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吸烟。到了五月六日这一天，全城将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早年，漠河的经济主要依赖于木材的深加工、煤矿和金矿的开采。经历灾害后的那些年，城市重建和林场清林工作急需人力，因此吸引了众多外地人涌入漠河。这一重建过程持续了大约十年。重建工程完成后，实施了封山育林政策，紧接着又遭遇了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就业岗位减少，导致人口开始向外迁移。

在这十年间，漠河的进步显著，旅游业兴盛，众多林场纷纷建立了木耳和灵芝种植基地，农夫山泉公司亦在此设立工厂，人口回流现象明显。然而，选择留在漠河的年轻人却为数不多。

四

火灾过后的一年，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妻子也随之迁至漠河，并在那里安家落户。重建工作告一段落，我便随哥哥投身商海，从事了三四年的蔬菜运输生意，随后转行售卖磁带、录像带和衣物。大约在2010年前后，我成为了工地上的工长，主要负责住宅楼和办公楼的建设，此外还经营了两三年的台球厅。如今，我拥有一支二三十人的施工队伍，主要从事清工业务。开设舞厅则是我的一项业余爱好。

我跳舞快30年了。

十六七岁的年纪，我在故乡体验了迪斯科的舞步。1992年，当我投身于服装生意时，结识了一群热爱舞蹈的朋友，他们邀请我一同前往舞厅。起初，我对此一窍不通，只是坐在一旁观摩。然而，不久后，我便跟随老师学习了交谊舞的三步和四步舞步，渐渐地，我对舞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九十年代，漠河地区娱乐设施匮乏，起初仅有一家舞厅，随后又增设了三四家，吸引的主要是年轻群体。我偏爱三步舞，几乎每日都会光顾舞厅，享受两三个小时的舞蹈时光。

自2010年起，政府加大了开发力度，征用了大量场地，导致舞厅纷纷歇业，人们只能转而前往KTV或社区活动中心进行舞蹈活动，但这些场所空间有限，且缺乏那种灯光闪烁的动感氛围。

2019年的元旦，我正式开启了这家舞厅。它通常在每年的10月开业，一直持续到次年的5月。不过，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舞厅只营业了短短两三个月。今年，舞厅在10月份重新开业，但不幸的是，疫情再次爆发，导致舞厅不得不暂停营业。期间，很多舞友经常给我打电话，询问何时能够重新开放。舞厅的营业时间是每天晚上六点半至九点，来这里的顾客大多是老年人，偶尔也会有一些年轻散客，他们来此饮酒或庆祝生日。

漠河的老年人们可选择的文娱活动并不多。在炎炎夏日，他们便会聚集在广场，欢快地跳起舞来，扭动起秧歌。而男性朋友们则更倾向于在室内，玩台球、乒乓球，或是进行象棋对弈。当冬季来临，天气转冷，他们便会转移阵地至舞厅，即便外面大雪纷飞，他们依旧会坚持跳舞。记得去年冬天，考虑到舞友们出行不便，我便自告奋勇，每天往返六次，驾车接送他们。

近期舞厅人气旺盛，有人主动联系我，表示想要在舞厅内拍摄照片，其中不乏从广州、大庆、齐齐哈尔远道而来的朋友，他们专程前来感受舞厅的氛围。我计划对舞厅进行一番简装，无论能否盈利，我都打算持续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