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看待人工智能议论文-如何正确看待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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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超级人工智能怀有极为强烈的恐惧感，仿佛关乎生存一般。然而，相较于西方人，中国人对人工智能的不安程度通常要更低。《周易》中强调宇宙处于不断变动且没有固定形态，在六虚之中周流不息。诸子百家的思想使得中国人能够接受“变”以及不确定性。儒、释、道三家看待人工智能的立场各不相同，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未来呢？

采写丨新京报记者董牧孜

一两百年后，或许我们将迎来奇点，进而进入强人工智能或超强人工智能时代。许多人对强人工智能怀有如同对生存般的恐惧感，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此有着各自的观点，我们的思维范式或许还将遭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的作者，曾指出，我们不仅遭遇着技术方面的危机，还遭遇着哲学方面的危机。现代世界的逻辑，是以 17—18 世纪关于人类能动性以及个人自由意志等理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如今，这些概念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有意思的是，相较于西方人，中国人对人工智能的不安更少。《周易》强调宇宙“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这种与时偕行、变通趋时的思想渗透到了诸子百家之中。几千年来，中国人深受其影响，从而养成了对“变”和不确定性的接受态度，以及形成了开放的人文态度。儒、释、道在看待机器人的立场上有哪些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在未来是否仍然有效？

新京报记者对《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一书的编者宋冰进行了专访。从 2017 年年底起，宋冰所在的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在北京大学针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组织了一系列哲学家与人工智能科学家的对谈和工作坊。她依据这些，编撰了本书。李晨阳从他的学科背景出发，回应了上述问题。

宋冰是博古睿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的主任，同时还是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事国际证券法与投资银行方面的工作。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在行政法、竞争法等领域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并且编译了《美国、德国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等比较法方面的书籍。他还主编了《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

中国人对人工智能的恐惧，

为什么比西方人更少？

新京报称，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曾表明，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面对生物技术等的应用时，不会有那么多的恐惧，通常会更加乐观或者以平常心态去对待。你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呢？这是因为东西方在底层逻辑以及观念上存在差异吗？

宋冰指出，不少中西人士都留意到，与中国人相比，西方媒体以及知识精英通常对前沿科技怀有更多的戒备和恐惧。他未曾研究过日本的情形，然而这些年来与中国业界和学界的交流讨论使他意识到，这种不同的态度是存在着哲学与文化方面的原因的。

从西方哲学的主体性视角来看，强人工智能的出现让人们感到担忧。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体系里，主体性着重体现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以及主导性。对于自然、环境和被客体化的世界而言，人是主导者、创造者和塑造者。秉持这种思维的人，自然会对比人类更加“理性”和“智能”的超级智能心怀恐惧。从天人合一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强于人的存在的出现并不是一个问题。

宋冰编的《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于 2020 年 2 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新京报询问，东方哲学的视野能够给我们在思考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方面带来哪些新的启发呢？

宋冰称：“天地人”这三才，是中国原本就有的哲学传统用以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基本思想架构。人处在天地之间，人道与天道彼此相互贯通并融合在一起，人处于中间位置能够参与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对中国正统社会产生最为深刻影响的儒家思想着重从人的社会性以及关系性方面来对人进行认识和理解。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里，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独立于环境和各种关系的假设中的“人”。我们不能脱离天道、地道以及人的社会关系去讨论人。这种“关系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底色。

佛家思想融入了中国本土文化，在根本层面上，将人视为形而上本源作用的体现。在本源作用层面，人与动植物没有根本区别，都是本源作用的示现，万物一体。在世俗理解层面，人只是众生的一种。由此可知，儒释道在不同程度上都秉持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

儒释道对人生宇宙的本质看法不同，对社会伦理规范的侧重也各异。它们都未将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未把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置于相互分离、二元对立、征服与零和竞争的结构里。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很多中国哲学家不会过高估计人类理性；另一方面，能够将人工智能纳入“仁民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或神仙谱系的讨论框架中。与超级智能共处是可以的，这或许就是中国人普遍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对超级人工智能产生生存级别恐惧感的原因之一吧。

新京报询问，相比之下，西方哲学脉络对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的关注点究竟在何处？同时，东西方学界进行对话的基础又是什么？

宋冰称当下所见的大部分西方人工智能哲学研究是关于智能与意识的。他觉得其底层思维为近代以来占主流的人类中心主义，包含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主客体分离等思想。

我认为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能够在两个层面展开沟通对话。其一，在关于人的本质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讨论和对话。其二，在第一个层次所讨论的基础之上，针对伦理以及指导科技发展的规范展开沟通和对话。现今全球对于人工智能规范的讨论大多处于第二个层次。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一直呼吁我们应当回到哲学的起始点。我们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人，什么是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等这些方面的讨论。同时，也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基础价值观。

儒、释、道看待人工智能，

立场有别

新京报询问，儒、释、道对人的理解存在差异，它们对人工智能的立场也各不相同。儒家的危机感显得特别深切，原因在于人工智能会对以血缘及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儒家理论秩序造成破坏；然而道家和佛家的态度则更为平和坦然。新京报进而询问，应如何看待这种差异？是否能够发展出儒家的人工智能版本？

宋冰在《智能与智慧：中国哲学家遇见人工智能》一书中提到，儒家思想家干春松称，基因编辑技术以及用人工方式复制人的行为，会引发极大的伦理困境，尤其对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儒家伦理学而言。他对科技手段可能导致血缘角色与社会角色的混乱深感忧虑。有些人担心社会引入养老护理机器人会使中国传统的孝道被削弱，进而导致对老年人产生更广泛的冷漠等情况。

儒家思想家中存在积极拥抱前沿科技的人，他们乐于将高级智能引入新的扩充的人伦关系中。姚中秋认为，人类对待人工智能应持这样的态度：“人工智能，吾与之相伴，就如同爱自然万物一样。人与人工智能，尤其是强人工智能相互伴随，这样就能各自发挥优势，早日成就美善秩序”（第 84 页）。另一位儒家学者李晨阳认为，或许人类应该去关心人工智能，应该去爱护人工智能，应该将其当作道德行为者来对待，也应该将其当作道德行为的施受者来对待。（第 222 页）

道家觉得变化以及不可预测性属于生命的一部分。王蓉蓉在她的文章里表明，“道家既不会排斥也不会完全接纳技术的快速发展”。更为关键的是技术的发展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能起到多大作用，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加深对道的认知。有些道教人士，例如参与本书写作项目的盖菲，想法颇为奇特。他们认为超级智能出现的可能性，能给追求长生不老几千年的道教带来新的启发，即或许人工智能能够启发人类借助这一特殊的数字“方术”，最终实现“与道合一”的境界。

刘丰河从大智慧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感知、计算以及分析能力，只是人的这些相应功能的一种延伸。同时，从佛家的视角来看，他觉得人工智能仅仅是存在于人的意识当中的一个概念，在人的意识之外，是不存在这样的概念的。刘丰河认为，我们应当超越世俗层面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要通过思考人工智能与人的问题，从而去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而这，便是人的生命的终极价值所在。（第 316 页）

所有人工智能的产品和应用都有各自不同的应用场景。这些场景的发展和迭代，一定会受到设计开发者不同文化价值观以及带有文化烙印的学习数据的影响和塑造。在这种意义下，产生具有不同文化印记的技术和产品是很明显的。在中国市场设计和开发老人护理机器时，一定要考虑孝道。中国社会对于隐私的理解与应用和西方社会不同。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可能发展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新京报：《周易》对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的未来方向有什么启发？

宋冰认为，用中国圣贤的思想来重新思考科学与技术，这是一项正在兴起且不断发展的事业。他觉得目前他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他们的研究中心也期望能够聚集更多的思想家，进而开展这方面更为深入的探讨。

就我目前粗浅的认识而言，《周易》对人工智能的启发或许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以及思考伦理规范等方面。中国人普遍不会对超级智能的出现产生生存级别的恐惧，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人的血液中融入了对“变”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思维方式。

赵玲玲指出，《周易》的行上概念着重强调，宇宙最终的存在并非是静态的某种物质，而是呈现出“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这样一种“动”的状态。“动”意味着变化以及不确定性。《周易》中与时偕行、变通趋时的思想，深深渗入了诸子百家之中，在数千年来，中国人深受其影响，也由此造就了中国人对“变”和不确定性的接纳，以及形成了开放的人文态度。这种对变化的接纳，这种应变的能力以及这种顺变的处世态度，或许是中国人面对无法预测的前沿科技发展轨迹时不会惶恐不安的另一个原因。

赵汀阳尝试以《周易》的“生生”思想来为人工智能研发划定边界。他指出，“《周易》的‘生生’观念体现了一种未被现代知识论理性所摧毁的存在理性。”并且强调，“‘生生’的存在理性表明，人类的行为需要有一个不可跨越的存在论界限，也就是只要会危及人类的延续，那就是不可进行的冒险行为。”

新京报称，从相同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开始，一方面有对人工智能的长期发展持怀疑态度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也有持乐观态度的思想家。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别呢？

宋冰称，每家思想传统的跨度都较大，且内容丰富。即便同为受同一传统影响的思想家，由于他们的视角和侧重点存在差异，所以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与分析。这种视角和分析的多样化现象在任何领域都较为常见。这恰恰表明在这一全新的哲学与前沿科技相融合的思想领域里，大家的思想十分活跃，不断产生火花，尚未形成所谓的主流观点，更不存在什么正统学说。而这正是思想活力的一种体现。

另外，我得指出，中国思想家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时，有很多都融入了西方哲学的视角。这是思想多样性的一种体现。中华文明本身就非常重视持续学习以及吸收外来的文化和价值观。这在我们的哲学家群体当中体现得极为明显。

中国传统哲学，

能帮助我们理解未来吗？

新京报称，哲学的产生通常和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存在关联。例如，儒家思想与传统的农耕社会是相适应的。中国哲学既要拥抱未来，又应该是鲜活的传统。那么，在社会结构和技术发生变化的未来，传统的思想模式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吗？

宋冰称：许多哲学思想是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形成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适用于那个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中国人所秉持的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智慧，即便在现今高科技数据化的时代，依然对我们的生活以及对生命的认知产生着影响。

儒家思想至今对我们在家庭、与家人及朋友相处的原则以及生活实践方面产生着影响。再看西方世界，古希腊所产生的民主制度到现在依然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政治治理制度。当然，同一个概念、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或许已经有了许多变化，然而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和理念实际上变化并不大。

从传统的思想资源中汲取营养，其目的并非是复古。而是要弄清楚我们是谁以及从何处而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稳固根本的基础上做到兼容并蓄，吸纳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将我们对当下问题的思索与探讨融入其中，从而发展出一种融合的、开放的、普世的且符合时代需求的基础性价值观体系。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得那样，“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句话精辟且简洁。借前沿科技对人类产生深刻影响这一契机，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个重新思考基础价值观的机会，这真的是一个天赐良机，再多说一句也不为过。

新京报询问，从你的观察来看，在人工智能科学家与中国哲学家进行交流时，人文学者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程度到底准不准确呢？是否存在交流方面的障碍呢？在科学与人文越来越专业化的当下，怎样才能打破不同学科的思维壁垒呢？

宋冰称，我们这几代人都是在分科的教育体制下进行学习、逐步成长并且成家立业的。在我们的研究中心刚开始将人工智能科学家与哲学家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彼此之间感觉极为陌生，他们对对方的学术词汇以及话语体系完全不了解。正因如此，我们举办了好几期非公开的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对话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大家都放下了自己的“架子”，以谦虚的态度向对方请教。我们没有那种“愚笨”的问题，也没有那种“固定”的答案，只有宽广的心胸、强烈的求知好奇心以及探索精神。通过我们的项目，好几位科学家和哲学家成为了紧密合作的学术伙伴。我们期望能够进一步推动并培育这一新的思想市场，让它能够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我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中长期发展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包括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难免要依赖对一些科技发展方向和趋势的判断与推演，而这些判断与推演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然而，重要的并非是对技术细节的精准把握，而是思想家们对于在技术、数字时代重新思考人的定位，以及对技术发展出超越性智能的认识与态度，还有人类如何思考自身与外在世界的关系。

“全球智库”，

如何在当代思想场域中自我定位？

新京报询问，能否介绍《智能与智慧》这本书的起因呢？最初为何会选择以中国哲学的角度来切入人工智能这一领域呢？

2017 年 11 月起，我们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多场人工智能科学家与中国哲学家的对谈以及工作坊。我们邀请了学界中许多在各自领域早已取得显著成就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参与其中。基于此，我编写了《智能与智慧：中国哲学家遇见人工智能》一书。本书见证了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他们勇于拓展思维。或许这些文章并非是这些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最擅长的话题，也并非是他们最成熟的思考，但一定是他们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勇敢之举。

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迅速发展，引发了第四次科技革命。博古睿中国中心的目标是搭建东西方对话的桥梁，并且全力推动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这些研究对人类会产生深刻变化。项目设置以及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前沿技术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当下，重点在于关注前沿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变革影响，还有数字治理、全球治理等重要的全球性话题。

博古睿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共建研究中心，期望能大力发展这种融合性的研究与探索，从而搭建起东西方思想家进行深度探讨和交流的平台。在这一理念框架之下，激发中国儒释道哲学家们对前沿科技予以关注并展开讨论，以及倡导和培育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的人文情怀和哲学素养，成为我们研究院的研究方向之一。

有“全球智库”之称的博古睿（）研究院。

新京报询问，像博古睿研究院这样的“全球智库”，应当如何给自己在世界思想场域中进行定位？同时，博古睿研究院的中国中心具有哪些特色？

宋冰称：博古睿研究院的总部位于洛杉矶。它成立于 2010 年。其致力于让人类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变革的时代。同时，它还致力于培育和发展新的思想与理念。并且，它助力全球的各机构、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去应对那些影响人类的深刻变化。

同时，我们认为在人类遭遇重大危机与挑战之时，东西方思想资源的合力或许能够助力人类摆脱困境。我们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打破人文与科技之间的界限，打破东西方之间的界限等各种界限和分割。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在 2018 年 12 月 19 日正式创立。此中心由博古睿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一同发起，其办公地点处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该中心能够吸引中国最为杰出的思想家，让他们一同展开研究，去理解人类所面临的变革与挑战，同时也能促使他们发展并分享自身的新思想。中心研究人员以及访问学者对前沿科技和治理创新等主题予以关注，尤其关注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还有数字治理和全球化等议题。博古睿研究院作出承诺，将投入 2250 万美元用于中心的建设，其中包括设立“博古睿学者”项目，举行学术讲座和学术研讨会，对学术出版予以支持，制作多媒体传播产品以及开展其他项目活动。

新京报询问，您的背景看上去颇为“跨学科”。在加入博古睿研究院之前，您主要一直从事法律和银行方面的工作，曾担任过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以及高盛中国业务的首席运营官和总法律顾问。能否谈谈您的工作经历与现今工作之间的关系呢？

宋冰称基本没有关系。他一直对那些大问题怀有好奇心，并且特别期望有机会去学习以及参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是一边学习、一边做事、一边思考。他的很多观点都还很不成熟，甚至有些显得“不着调”。只能说他仍在前行的路上，并且也会一直处在这条路上。他感谢大家的包容，感谢大家来听他讲述他们刚刚开始的一些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