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的社会背景：汉末混战下的辉煌篇章与邺下文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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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的社会背景

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书写出极为光辉灿烂的篇章。其以东汉末年诸侯混战的残酷现实为背景。以邺城相对稳定安怡的环境为中心。以军事战争下的社会现实为题材。运用端正刚直、真挚生动的文学语言。唱响了建安时期动荡社会走向统一的悲怆慷慨之歌。建安文学光辉灿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汉末混战，曹操纳贤，形成邺下文人集团。

东汉末年安帝刘祜（107—125）之后，阶级矛盾逐渐变得尖锐。黄巾起义爆发，董卓之乱发生，外族也发起入侵。这使得统一的帝国陷入大分裂、大动荡、大破坏的状况。广大人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尤其是黄河流域的情况更为残酷，到处都是尸体，宛如一个大屠场。战争残酷，人民受灾，社会萧条。这便是建安文人们进行创作的社会大背景。曹操奉天子令诸侯，着手开展其壮志满怀的统一大业。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204年，曹操攻克邺城。他将邺城当作发展政治的大本营。把邺城作为发展经济的大本营。把邺城作为发展军事的大本营。把邺城作为发展文化的大本营。此后曹操渐渐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爆发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得以形成。曹操全力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曹操努力巩固北方。其目的是为统一全国创造有利条件。此时北方的社会环境相对而言比较稳定。此时北方的物质生活也较为富裕。建安十五年（210 年），曹操于邺城西北隅建造铜雀台。还修筑了游乐场地铜雀苑。曹操在邺地推行“屯田制”。这使得经济快速恢复且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呈现出“鸡鸣达四境，黍稷盈田畴，馆宅充廑里，士女满庄馗”的繁荣景象这个时期曹操发布“求贤令”。众多文人如建安七子、邯郸淳、路粹、丁仪、丁訥、杨修、荀纬、繁钦、吴质等陆续聚集到曹氏父子身边。进而形成了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此时建安诸子的生活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曹丕于《与吴质书》中写道 弹棋相间设置 最终进行博弈 高谈阔论使心情愉悦 听哀筝令人专注 驰骋于北场 就餐在南馆 将甜瓜分放在清泉中 把红李沉于寒水里 白天已经隐匿 接着是明月 同坐一船一起出游后园 车子缓缓移动 宾客随从悄然无声 清风在夜晚吹起 悲笳微微吟唱安定的社会环境与富裕的物质生活，给他们创造了创作条件，让他们的创作才气得以充分施展。前一阶段，动乱的社会现实成了他们的创作素材来源。邺下文人们跟着曹操南征北战，先是“战官渡”，接着“鏖赤壁”，再是“征乌桓”，然后“击刘表”，最终统一了北方。曹操指挥千军万马展开军事行动，为邺下文人集团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动乱结束不久，许多地方一片破败景象。于是他们通过笔来抒发情怀，心怀忧国忧民之情，想要报效国家。他们描写现实，抒发雄心壮志，真实地再现了东汉末年战乱的史实，其中有的作品成为了千古绝唱

当时 东吴和西蜀的文化 与曹魏文化 同源于东汉文化这个母体 然而 吴蜀学术文化 倾向于保守 文化形态 较为陈旧 思想变化 相对缓慢 甚至 以保守为荣耀 故而 吴蜀文学 基本没有创新与发展魏文化倾向于开放。曹操求贤、纳贤形成了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这个集团思想活跃。情感激烈。曹氏父子大力倡导。这不仅使诗歌形式得以创新。还让辞赋、散文、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都获得了发展。在邺下呈现出文学创作繁荣昌盛的局面。

（二）文士群体珍视文化学术。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文化中坚里的文士群体，心理受的刺激难以想象。但他们没放弃文化使命。有人避乱乡村，有人远迁边陲，有人隐居以琴书自娱，有人在草莽绿林聚徒讲学教化人群。社会上层有政治军事力量的官职文人，常自觉担起保护文化的责任孔融在北海郡（今山东潍坊一带）兴办学校，彰显儒术。关西、兖、豫等地有上千学士归附。建安八年曹操击败袁绍，采纳郭嘉建议，搜罗安抚幽冀一带人才。建安文化在大乱初定后便快速发展，这与上述人物对文化实力的保存和发展紧密相关。面对动乱破坏，珍视文化学术、关怀风俗人心是文士群体的普遍举动。

在那样的乱世里 仍留意学术的对错 以及风俗的好坏 这是当时文士群体可贵的人文精神 陈琳所作《饮马长城窟行》 王粲所作《七哀诗》 阮蠫所作《驾出北郭门行》 曹操所作《薤露行》《蒿里行》 都是对社会有补益的文学作品 同样体现了这种人文精神崇尚文艺是汉末文士群体的风气，这在客观上对文学人才的培植有帮助。建安作家刘桢、王粲、杨修年少时就凭借才学闻名，他们青少年时期正值灵帝崇文的时代。汉末一些著名文人学者也对文学人才的培植有贡献。比如边韶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蔡邕喜好辞章，还精通音律。建安作家王粲、阮蠫、路粹都出自蔡邕门下文士群体将珍视文化学术当作自身历史使命。他们成为建安时代精神的源泉。他们也是建安文化的原动力。

（三）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影响。

乐府是汉代官署名称。从广义讲，乐府诗歌范围涵盖不论能否入乐，直接或间接模仿乐府辞句创作的诗歌，这些都叫乐府。狭义来说，乐府指专门能入乐曲的诗歌。

汉乐府经过两汉几百年的锤炼。它在多年收集民间秦腔楚风的基础上。已经走向成熟。不过又略显陈旧重复。因为大部分来自民间。所以其中多写社会真实情况。风格也比较质朴自然。然而。乐府这种艺术形式。面对的不再是西汉的强盛、东汉的中兴时期。它面临的是东汉末年诸侯混战的建安时代。社会背景截然不同。乐府的诗风也不能保持不变

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邺下文人集团审时度势。他们科学扬弃，以变应变。创作了大量的四言乐府、五言乐府。继承了汉乐府民歌中的现实主义。“以旧曲，翻新调”。继承了过去乐府的形式和质朴自然的文风。在摹拟中加入了个人的思想感情和绮丽多彩的文辞。开创了建安时期文人乐府的全盛时期。所以说汉乐府民歌，是建安文学发展的重要根基。那时民间的无名作者，为建安文学的繁荣进步贡献了力量。

建安文学内容充实。感情真切。风格明朗刚健。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实现了较完美的统一。梁朝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至于建安，……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情文并茂、文质相称，是建安诗歌的基本特征。这是汉乐府民歌中现实主义的延伸与发展。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

（四）曹操以武定乱兼兴文教，营造宽松环境。

曹操是富有人文精神的政治家。他出身宦官家庭，行为上却处处以士人自居。他自少好学，曾举孝廉。灵帝时因“能明古学”被征拜为议郎。担任此职的皆是公认学术渊深、能明经致用之人。曹操能任此官，表明他早年完全以儒学之士身份出现他对学术文章怀有喜爱之情，这促使他成为汉末士人文化的继承人。曹操的人文精神在其理想精神方面也有所体现。从他的诗文能够看出，他渴望实现太平盛世，这个太平盛世制度完美且道德水准极高，就如同他在《对酒》一诗里所描绘的那种社会。他觉得“治平文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还认为“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这表明他是一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既注重现实，又不乏理想精神。曹操觉得这种人文之治得有个基本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有相对安定的社会。而相对安定的社会要靠军事和政治实力来实现。所以，曹魏集团在统一北方时。不仅重视政治秩序的重建。还更留意文化秩序的重建。荀曾向曹操建议，在以武定乱时应兼兴文教。袁涣也曾向曹操提出同样建议。这些建议均获曹操嘉纳

建安八年曹操颁布《修学令》。其中提到，自丧乱以来已过去十五年。后生者未曾见到仁义礼让之风，曹操对此深感痛心。于是下令郡国各自修治文学，规定县中满五百户就要设置校官。要挑选乡里的俊杰并对他们进行教学，期望先王之道不会荒废，从而对天下有所裨益。

曹操对文化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在学术之外，还重视文学艺术。他凭借政治实力，在保护文化、发展文化方面贡献巨大，远超刘表、孔融等人。所以建安时期是文化复兴的时期。文学的繁荣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建安时期文学人才众多，向来被世人夸赞。钟嵘说 “曹公父子，非常喜好文学；平原兄弟，成为文学栋梁；刘桢、王粲是他们的辅助。其次还有依附他们，自己得以进入从属地位的，大概有上百种。”时代精神的激励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建安时代文学思想的革新，让曹操在建安时代重视政治秩序重建的同时，也留意到文化秩序的重建，这使得建安文学的成就远超前代

总之，经过两汉数百年文化积累。汉末社会，上层文化高度发展。汉末社会，下层文化高度发展。汉末社会出现诸多新因素。这些新因素为文化飞跃时期到来做好准备。尤其在士人群体中。形成一种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尊重文化。这种人文精神注重思考。这种精神让士人们即便面临劫乱也依旧能关注文化。他们被文化遭受浩劫性破坏的景象所刺激。进而激发起复兴文化的热情。还激发起建设文化的热情。汉末发生裂变时，邺地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其物质生活较为富裕。曹操从儒家思想与经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其思想通脱，注重现实。曹操对文化秩序予以重建。这使得建安时期随着儒学衰落，社会思潮发生变化。建安作家能够以文学形式大胆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直抒情怀。文学创作获得了空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