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与先秦小说关系大揭秘？带你从源头理解古代小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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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方文艺的早期阶段，叙事性的小说作品先后问世。这种以虚构故事为内容的文学形式，在民国时期传入我国，而我国自古便有的小说体裁却变成了外来之物。这一现象使得自民国时期起，我国小说的研究领域逐渐显现出西方学术的影响。自21世纪起，学者们开始对古代中国小说的民族特性及其本土化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思考，同时，关于散文与小说之间联系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广泛关注。梳理先秦时期的散文与小说之间的联系，对于从根本层面上把握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风格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的散佚和缺失使我们只能从相关记载中略窥先秦小说的片段。依据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所列的十五家小说主要分为记言和记事两大类，这一分类与先秦散文的分类相吻合。目前，学术界将先秦散文大致划分为语类散文、史传散文以及诸子散文三大类别。散文这一文学体裁，以记载言辞为核心，其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掘，并成为21世纪初散文研究领域的新收获。在70年代，马王堆遗址出土了《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的帛书版本。进入90年代，上博楚简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包含20种古籍，这些书籍与《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具有相似性。这些古代文献与现存的《尚书》、《国语》、《战国策》等以记载言论为主的散文相呼应。

出土文献的持续发现不断证实了这一观点，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这类文献在先秦时代所占有的关键位置，揭示了先秦散文与小说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具体来说，在文字层面，先秦散文被视为小说的起源；进一步分析先秦散文的三大类型，便能明显看出其对先秦小说产生的深远影响。

先秦语类散文与小说

语类散文主要侧重于记录言论，同时也涉及一些记事内容，主要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以及事语体这三种形式。《说文解字》中对于“语”的解释是“论”，而“论”的核心在于通过言语来阐述观点，因此记录言论的目的在于记录思想，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保存治理国家和修养自身的经验。无论是格言体、对话体，还是事语体，它们实际上都强调了言语的教育和启示作用。格言与对话，作为代代相传的智慧结晶，汇聚了古圣先贤的教诲与箴言，这些宝贵的言语不仅有助于国家治理与家庭和睦，而且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汇聚和巩固了古人的价值观念。

散文这一文体源自古代的“左史记言”传统，在春秋时期，由于崇尚重言和追求立言的风气，其发展从未停歇。同时，先秦小说的诞生也与散文中的记言、重言和立言传统紧密相连。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对小说的起源进行了追溯：“小说家这一流派，其起源可追溯至稗官，即那些在街头巷尾传播道听途说的普通人。”在先秦时代，设有专司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员，他们通过采诗的方式，将民众的心声传达给君主，这种制度类似于稗官的职责。稗官主要负责收集民众在街头巷尾的闲谈和议论。《国语·周语》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天子处理政务时，会让公卿以下的官员进献诗歌，乐师献上乐曲，史官呈上书籍，教师进言箴规，盲人吟诵，老人赋诗，盲人吟唱，百工进谏，平民传达意见，亲近的臣子竭尽忠诚，亲戚进行补充审查，乐师和史官进行教诲，年长者进行修订，最后由君主审慎考虑，因此政事得以实施而不违背正道。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言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班固引用孔子的话对小说家进行了评价：即便是小众的学问，也必定有值得欣赏的地方，但如果过分追求，可能会陷入困境，因此君子不会去追求这种学问。”那么，小说的“可观之处”在哪里？

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它承载了古人的智慧与思想，并以此实现了其立言的目标。班固所收录的文本中，大量记载了先王圣贤的言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小说中所记录的关于治国理家的美好言论、格言、德语以及智慧箴言，均应源自于先王圣贤以及那个时代的乡贤之口。这些格言和美好的话语在流传过程中有所遗失，部分或许未能被史册所收录，仅依靠口耳相传，难以辨别其真伪。小说家们将这些收集起来，作为正史资料的补充，期望从中挑选出可取之处。东汉时期的桓谭在《新论》一书中提到：“小说家在‘修身齐家’方面有值得借鉴的言论”，这与他们的宗旨相吻合。由此观之，小说家继承古人的智慧和思想，旨在创作出不朽的言论，这正是小说的显著特点。以搜集美好言辞而闻名的先秦小说，与语类散文有着相同的起源，它们在先秦重视言论、追求言论不朽的传统中，共同拓宽了先秦小说的发展领域，从而提升了小说的“可观”价值。

先秦史传散文与小说

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收录了诸如《伊尹说》和《黄帝说》等属于“记言”类别的小说作品，同时也有《青史子》和《周考》等属于“古史官记事”的史家杂记。这些作品体现了小说作为历史支流的特征。唐代学者刘知几在其著作《史通·杂述》中，对历史的源流进行了梳理，并指出除正史之外的其他文献，均属于“偏记小说”，且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隋书·经籍志》指出，小说家起源于“诵训”与“训方氏”，这两者均属于地方史官的范畴。《周礼·地官·诵训》中提到：“诵训负责掌管地方志书，用以传达观事。他们还负责掌管地方愚民，用以传达辟忌，以及了解地方风俗。当国王巡视时，他们则伴随在王车两侧。”由此可见，“诵训”这类地方史官对一地的风土人情、悠久历史以及地方忌讳都有深刻的了解。帝王巡视四方之际，“诵训”始终伴随在王车的两侧，便于帝王就当地事务进行咨询。《周礼·夏官·训方氏》中记载：“训方氏负责管理四方政务及其民众的意愿，传达四方的教诲之道。在正月初，便将教诲布告四方，并观察新事物。”注释中解释道：“通过布告来教化天下，让人们知晓世间的善恶”；而疏文则进一步说明：“这同样指的是四方的政务等，既为帝王诵读，又向天下布告，让人们明白世间的善恶，以此为法，以此为戒。”显而易见，“训方氏”对该地域的古代往事以及民间传说极为精通，不仅传承于王诵，还向世人传授，使大家明辨是非，将其作为警示和借鉴。

将那些古代的往事和传闻作为治理某地的根本史料记录保存，以供治理时参考。这些传闻性质的史料，大体上可以对应刘知几所提及的“偏记小说”，而小说则显然属于外史的领域。按照周代的旧有礼制，史官会将国家的重要事件和政令记载在简策上，而将各种传闻和异说记录在简牍上，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得益于简牍的使用，史官得以掌控了对历史的复述与解读的权力，因此，他们对传闻文献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这也推动了小说资料的搜集与编纂工作。伴随着春秋时期诸侯国间的争斗以及王室的衰落，史官的职位受到了影响，天子的史官携带着典籍逃亡至各个诸侯国，此即所谓的“天子失官，学术传至四方”。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史官因失职而转以撰写史著为生，这一转变进而推动了史著文献的编纂与传播，随之而来的是地方性的传闻资料逐渐增多。《新唐书·艺文志序》中明确记载：“传记、小说、以及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等，均源自史官的笔下。”由此可见，小说实际上是正史的一种补充，这一现象自先秦时期就已存在。小说家之所以能形成独特的风格，不仅源于语类文化传统中的“立言”理念，还包含着史家精神传统中的“法戒”思想。这一宗旨，后世小说在惩恶劝善方面的表现，其根源便可追溯至此。由此可见，史传散文对先秦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诸子散文与小说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诸子的界定为：“诸子之作，乃是探寻真理与表达个人见解的著作。”其中，“探寻真理”意指对道的深入探究，“表达个人见解”则是指展现个人的思想。班固将小说家视为先秦诸子学术流派中的一员。通过前文的解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小说家的“道”是对古代智慧的归纳，亦即“圣人之教”。那么，作为诸子学派中的先秦小说家，他们的文本形态与写作手法又是怎样的呢？

东汉时期，桓谭在其著作《新论》中对小说家的论述，成为了我们研究先秦小说文本风格的关键资料。他提到，小说家们通过汇集零散的短句，运用比喻进行论述，撰写简短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修身齐家方面有着值得借鉴的言论。这表明小说并非无观点的文学形式，而是具有论说性质的文体，与诸子百家的论说性散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桓谭强调，小说家擅长“合丛残小语”，即把零散的片段言语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其中“合”字蕴含着拼凑、整合的含义；“譬论”一词则揭示了小说创作中常用的手法——比喻，而这同样是诸子百家论说文中广泛采用的论证技巧。《荀子·非相》中提到，“谈说之术……譬称以明之”，《非十二子》则说“辩说譬谕”，这两者都认同论说文章应重视使用比喻。小说明显展现了善于运用比喻的特点。“近取譬喻”中的“近取”意指选取身边常见的事物，也可能包括周围发生的故事；“短书”一词则用来将小说与那些规模宏大的诗史等文献区分开来。桓谭所描绘的小说属于诸子百家之作，其风格与先秦诸子的论述文章相仿，其中包含了观点阐述、理论分析和比喻论证等多种论证手法。正因为如此，诸子散文成为了研究先秦小说形态的关键参考资料。

总体来看，先秦时期的语类散文、史传散文以及诸子散文都在先秦小说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先秦小说可以视为先秦散文的一个缩影，它不仅开启了后世小说在语类和叙事功能上的特点，还使得中国古典小说在注重叙事的同时，也极为重视思想与观点的表达。这种特点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民族风格，其历史渊源深远，影响持久。

本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探究中国古代散文与小说文体之间相互依存与发展的内在联系”（编号：XXXX）的研究进展报告。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