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资本主义如何应对？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这部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理想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问世以来，历经500年，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堪称辉煌，它从社会思潮演变至科学理论体系，从社会运动发展为现实制度，并最终在多个国家得以实践。已有研究表明，十月革命的历史贡献不仅体现在在占据全球六分之一土地的基础上，成功建立了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该国家历经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封锁，并在二战中成为击败法西斯的关键力量；而且，它以资本主义无法企及的发展速度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引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三分之一人口超过10个国家相继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彻底摧毁了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世界体系。
新航路一旦开通，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便建立在亚非拉人民长达数百年的殖民掠夺之上。若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全球绝大多数民众仍将身处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极端不平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及产业链分工之中，持续承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与剥削。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现今国际舞台上仍旧盛行，然而，随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已无法再如往昔那般采取赤裸裸的暴力乃至血腥手段来掠夺全球。
自20世纪起，随着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从理论领域迈向实践领域，并持续演进，其中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格外重要：首先，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标志着社会主义实践从单一国家扩展至多个国家；其次，东欧发生剧变，苏联最终解体；最后，中国进行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这三个世界历史性事件所对应的，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转变，还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交往所经历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总体来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交往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借鉴、紧密联系的复杂态势。
自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起，直至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落幕，资本主义国家频发武装入侵，力图一举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导致两国间的交往呈现出明显的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态势。除了军事入侵，资本主义国家还不断实施遏制策略以及和平演变的策略，旨在限制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甚至试图破坏其国家的基本架构。社会主义国家通常源自经济较为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或是资本主义发展尚不充分的国家。这类国家缺乏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故而“难以大量纵向继承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及其他有利条件”。若要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借鉴并吸收资本主义文明中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等有益成果。资本主义国家采纳了苏联的计划调控方法，实施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宏观管理，这一举措有效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困境中恢复过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间的分工与协作不断加强，这促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经济上的互惠关系，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双方在交流、联络与相互学习方面得以深化。我国在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成果的判断标准之上，确立了评价各项工作的根本准则，即：“关键在于是否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助于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实力，是否有助于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
大约从16世纪初期开始，西欧在农业与毛织业领域实现了商品化，这标志着西欧在特定产业领域的重大突破。自此，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从最初单一国家的实践，逐步演变为一个覆盖全球的庞大体系，这一过程历时四五百载，充满了曲折与复杂。自1917年十月革命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历程便拉开了序幕，这一发展壮大之路必然伴随着一段漫长的过程，这是十分自然的现象。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与特定国家的具体现实良好融合时，便能激发出巨大的创新活力。中国式现代化仅用数十年便完成了发达国家数百年所经历的工业化进程，这一显著的发展成果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展现出空前的魅力与影响力。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成功，原本在资本主义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得到了显著改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得以充分体现。自20世纪起，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经历了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单一国家实践扩展至多国实践的深刻变革，这一过程不仅成功实现了转型，而且成为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持续前进的关键力量。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交往
两种国家类别，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它们之间的互动以及各自内部的交流均极为繁复。自二战结束以来，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众多民族独立国家相继诞生，这一现象标志着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崛起于世界舞台。如今，发展中国家的范围已不仅限于五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涵盖了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到2023年3月为止，联合国已将46个国家归类为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普遍采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量寥寥无几。在全球人口中，发展中国家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些国家的独立主权、平等地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上与人类文明的未来和命运紧密相连。
发展中国家通常是在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下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其核心目标是确保国家的独立统一以及加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互动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便是，尽管有形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已经崩溃，但无形的间接控制却依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掌握着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解释权，并且这种控制通过跨国公司的渠道得以延续。西方发达国家赚取巨额利润的方式，主要依赖于掌控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和全球市场，限制高新技术的传播，借助国际规则的合法掩护，操控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生产原料，操纵制成品的价格，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成果，并将自身的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在1970至1980年这段时间里，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利润和红利总额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这一数额甚至超过了流入的直接投资。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商品也遭受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干扰。2000至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表明，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关税，尤其是针对肉类、糖和乳制品等主要商品，往往是制成品关税的五倍之多。例如，欧盟对肉类制品的关税竟高达826%。这些农产品关税以及各种扭曲性措施，如补贴等，每年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福利损失高达198亿美元，这一数额几乎相当于1998年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40%，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这些消极的社交因素使得贫困问题一直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研究指出，2021年，全球约有8.28亿人遭受饥饿之苦，同时，处于生命或生计危机的人口数量上升至3.45亿。跨国公司对全球粮食交易的垄断是导致这一结构性矛盾的众多因素之一，特别是世界四大粮油集团——美国的ADM、邦吉、嘉吉以及法国的路易达孚，它们共同掌握了全球70%的谷物市场份额。
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到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所压迫和剥削，为了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他们越来越重视与发达国家进行所谓的“南北对话”，即通过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多边协商或谈判，强化双方的经济合作关系，并致力于推动改变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1964年3月，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正式开幕，标志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南北对话的正式开始。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该宪章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在所有国家，无论其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都应遵循公平、主权平等、相互依存、共同利益以及相互合作的原则，以推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发达国家对其阻挠和反对，使得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构建进程举步维艰，而通过区域合作形式进行的南北对话却取得了一定进展。尽管面临上述重重困难，发展中国家依然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研究数据表明，在1965至1988年间，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中制成品的占比显著上升，由原先的16%攀升至64%；同时，从1950年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实现了显著增长，从2.0年增至7.2年，增长了超过三倍。研究还表明：以我国为核心的新兴经济体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追赶，使得过去仅存在于理论层面的全球经济趋同现象，如今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趋势。在1978年至2017年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GDP占比从21.3%上升至35.3%，其中我国对这一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6%。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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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诞生的二十国集团（G20）囊括了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这一现象凸显了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最新进展。2022年正式启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亚太地区促成了南北双方的互动与协作。自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付诸实践，至2023年2月中旬，我国已同151个国家及32个国际组织达成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这一倡议已演变为一条促进和平与繁荣的文明交流之路。有学者提出观点，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诉求已从争取更优的贸易条件转变为寻求公平获取全球优势资源的机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互动在地理上遍及了所有现存的文明类型，二者之间的主要矛盾焦点在于改革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一现象充分揭示了，当前人类文明发展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并非所谓的“文明冲突”，而是金融资本主义跨国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经济剥削与压迫。
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往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多数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西欧和北美，它们构成了西方文明的重要一环。自20世纪起，这些资本主义强国因竞争激烈和利益对立，先后引发了两次全球性的大战，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并留下了深重的历史负担。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对欧洲主导的既定体系进行了重塑，旨在对抗苏联，引发冷战，并为了掌控石油交易以及确保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策划了一系列局部冲突，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冷战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而结束，美国由此养成了路径依赖，习惯于设定地缘政治对抗的目标，操控盟友进行集团化政治活动，构建排他性的封闭利益圈，对假想敌进行围堵。
美国和西欧国家之间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利益的角逐。有研究表明，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被欧洲的民族国家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关于“美国威胁”的讨论，最早始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20世纪初达到了高潮，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又重新浮现，并且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这些讨论中，有一种观点主张对欧洲经济进行区域性的调整和重组，这一主张最终促成了欧盟的成立。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成效与欧美间的经济较量紧密相连，其中欧元与美元之间的竞争尤为突出。1999年问世的欧元，作为全球第二大流通货币和储备货币，同样不得不应对美元的强势地位。2018年，欧盟委员会颁布了《沟通——让欧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显著作用》的文件，在此背景下，欧盟积极寻求建立非SWIFT主导的独立支付系统。此举是欧盟作为主权国家联盟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也反映出欧盟是全球政治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者。
位于东亚的两个经济强国——韩国与日本，其外交互动亦深受美国战略考量的影响。自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日韩之间在二战时期日本强征劳工赔偿、慰安妇问题、领土主权争议以及日本核废水排放等方面存在诸多矛盾。自2017年美国提出坚守冷战思维的“印太战略”后，美国将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视为其关注的焦点之一。2023年3月1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三一运动”104周年的纪念演讲中提到，日本已由昔日的军国主义侵略者，演变成为与韩国共同秉持普世价值、在经济安全领域以及全球性议题上并肩前行的伙伴。同时，他进一步强调，韩美日三国的合作在当前时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尤为关键。韩国作为日本历史罪行的受害者，而日本却持续回避历史责任，这种背景下，相关言论在韩国迅速激起公众热议。与此同时，美国所推行的“印太战略”旨在分裂并阻碍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韩国政府对这一战略的积极立场，反映出亚太地区的文明交流正面临着强权政治的严峻考验。
现今之世，人类文明的生产与交往实践共同塑造了一个广阔的全球舞台。无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都必须将自身的发展与全球的现实紧密相连，作为对照，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以及全球环境带来的影响和压力。二战结束之后，发达国家通过引入新技术革命手段，以及采纳并借鉴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策略，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形态进行了调整，并扩大了其对社会化生产的包容度。然而，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本质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对广大民众的压迫特性及其根本矛盾。现有研究表明，七国集团（G7）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自1985年的65.1%降至2000年的65%，再进一步减少至2010年的49.8%，最终在2019年进一步下滑至45.2%。这显示出，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发达国家正遭遇着重大变革环境下的实际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调整与这些发展中国家以及彼此间的关系，成为了发达国家在文明实践中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往
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借助联合国平台提出各自正当的经济政治要求，另一方面致力于深化彼此间的南南合作。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办的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首次集结起来自主处理本国事务的国际盛会，同时也标志着南南合作的诞生。在该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从而揭开了不结盟运动的序幕。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诞生了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权益的首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七十七国集团。截至目前，该集团已拥有134个成员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相关谈判中，七十七国集团达成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决议和协定，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
发展中国家为抵制西方垄断资本的剥削，创建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原料生产和出口机构——石油输出国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比例，占其成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44%，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0.34%。发展中国家所建立的地区性合作机构，诸如1945年诞生的阿拉伯国家联盟，1963年创立的非洲统一组织（后更名为非洲联盟），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1981年组建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2011年问世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均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追求团结、自强不息以及捍卫共同利益和尊严的合理愿望。
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步伐不一的实际挑战，然而，它们之间的交流始终以携手共赢为核心。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热切地支持和投身于南南合作，并倡导各国深化合作，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其责任，共同构建一个团结、平等、均衡且普遍受益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我国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发展中国家间的交往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由我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共同构建，这一机制已崛起为助力全球经济增长、优化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成立于2001年的上海合作组织，目前由8个成员国、4个观察员国以及14个对话伙伴构成，该组织秉持着以伙伴关系而非结盟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关系理念，并展现出一种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和互利合作为特点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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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理念，即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正越来越受到各国青睐，助力各国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在2022年12月发布的《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中，各国承诺致力于维护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强化国际关系中的团结合作精神，坚守公平公正原则，同时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坚决捍卫其合法权益。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在合作与发展峰会上共同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表达了增强文明间的对话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的意愿，致力于保护文明的多样性。声明中还强调了各国人民与民族间的包容共处是国际社会最为关键的原则和价值基石，并呼吁各国通过相互尊重与合作来促进共同的发展和进步。2023年3月，应我国领导人积极倡导，沙特与伊朗在北京展开对话。双方一致同意恢复外交往来，并承诺竭尽全力促进国际及地区和平与安全。此举见证了中华、阿拉伯与波斯三大古老文明的现代友好交流，彰显了人类文明在和平合作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性抉择与最新成就。这也充分展现了，发展中国家在持续摸索的区域合作模式切实地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贯彻实施，确保了相关国家的安全、利益和立场均受到应有的尊重。发展中国家在双边、区域以及多边合作中的广泛参与，已成为世界发展演变的现实趋势，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逐步形成，也正蕴含在这些多元文明的互动之中。
大变局下，世界文明交往新趋势
自20世纪起，审视文明交流的四大主要脉络，我们发现，一些发达国家过分依赖自身的规则进行国际互动，这种做法已经对人类文明的稳定与共同进步造成了严重威胁。与此同时，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合作的各种力量，正发挥着愈发显著的关键作用。新特征在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和发展中国家正日益成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大关键力量。它们正积极通过团结协作，化解不同地域或层面的矛盾与冲突，并持续取得新的成就。这一现象充分表明，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逆转的。
文明交往的新局面表现为，这一重大变革预示着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正逐渐成为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普遍认识，以往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以中心和边缘为特征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架构，正逐步向全球各国共同参与的双边、区域以及多边合作模式转变，这一转变将极大地拓宽人类文明事业的发展空间。
世界文明交流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这促使人们更深入地领悟现代文明的内涵。所谓现代化，是指以国家为主导，在工业化基础上实现的社会生活整体性发展。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行者与后来者，仅仅反映了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不意味着先行者必须独占鳌头，后来者只能效仿跟随。2022年举办的第17届非洲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特别峰会，以及非洲自贸区特别会议，其核心议题聚焦于探讨可持续发展的非洲工业化与经济多元化路径。这一议题的提出，反映出全球范围内对工业化认识的持续深化。同时，信息技术、量子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等前沿科技与工业化的紧密结合，使得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断向前推进的趋势。研究表明，现代化不仅涵盖了从农业社会过渡至工业社会的变迁，还包含了从工业社会迈向知识社会的演变。作为人类继农业社会之后最为宏大的文明实践，现代化正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探索出一条与自身历史与现实特征相契合的发展路径，这也标志着人类文明正朝着更加丰富多彩的多元化方向不断前进。
世界文明交流展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这促使全球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以及人类文明新样态的重要性。源自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其首要任务是实现社会化生产惠及全体人民，而非仅仅被私人所控制。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精髓，在于将个体从资本的异化和社会压迫中解放出来，并促进其自由全面的发展。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确保了经济发展的效率，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合理化的社会分配得到了有效实施，居民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在总体上保持了同步。这一现象充分显示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条和平发展、全民共享富裕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顺应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愿望，而且亦与世界文明进步的趋势相契合。
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了人类文明的新面貌，并向人类文明的发展事业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在现实世界中，利益的诉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种具体利益的多样性实际上与人类作为物种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相吻合。人类为了确保自身的持续存在，产生了这一根本性的利益追求，这必然促使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科学性与实践性上实现了良性结合，这不仅充分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而且生动地展现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未来。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种实践必将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引领人类文明迈向更加辉煌的新纪元。
选自 | 《人民论坛》杂志5月下
原标题 | 世界文明交往的基本线索与重要趋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与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以及博士生导师，姓名董欣洁。
新媒体编辑 | 王思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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