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与贺桂梅分享中国文学1949-1989新书观点：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
10 月 30 日晚，“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开展。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与单向空间共同主办了《中国文学 1949 - 1989》的新书分享会。该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本书作者是文史学家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也参与其中。他们与大家交流了对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看法。《中国文学 1949 - 1989》，其作者是洪子诚，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是 2020 年 1 月
我们该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
洪子诚提及，在《中国文学 1949 - 1989》中，他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偏低。他在九十年代撰写此书时，受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对“十七年文学”予以否定。
洪子诚现在认为，在前三十年的文学史里，“十七年文学”极为重要，不应将其抛弃。“十七年文学”与民国新文学之间，到底发生了何种重大变化？出现了怎样的转折？是否建立了新的文学形态和运作机制？这些变化的性质是什么？洪子诚觉得，这些问题都很值得学者去探讨。
洪子诚是较早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察觉到机构与体制重要性的学者。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往往更关注文学精神方面的事物，却忽视了物质方面的事物。洪子诚觉得，实际上体制对作家的思想以及他们写作所产生的影响，比精神对他们的影响要重要很多。现今依然是这样，作协的体制及其奖惩制度都会给作家带来很大的影响。洪子诚在研究文学史时，需要注意作协的性质，也要关注作协在文学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还要考虑作家的收入情况，进而分析这些因素对作家在写作方面产生的影响。
“十七年文学”中，这种影响极为重要。因为作家们都被纳入了体制，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是很值得去探讨的。洪子诚觉得，不论我们把“十七年文学”视为遗产还是债务，都应该重视它。
活动现场，洪子诚在发言。
贺桂梅对“十七年文学”持有不同的见解。她觉得如今的读者怎样去面对当代中国以及当代文学的前 30 年，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贺桂梅认为，像柳青、赵树理、周立波这样的作家，能够给在商业化和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提供优良的文学经验。所以，她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要比洪子诚高。
洪子诚在书中指出，“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然而，贺桂梅并不喜欢“文革文学”，她认为不能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捆绑在一起，因为这涉及到人们如何看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变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面临地缘政治问题，例如中苏交恶。这导致中国需面对新的现代化困境，这些因素使得当代文学出现了转折。其实，像赵树理、柳青这样的作家，在“文革”期间也遭受了很大的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文学史上没有价值。
洪子诚理解贺桂梅的观点，然而他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并不高。他觉得“十七年文学”虽不像“文革”文学那般简陋，但却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低潮。洪子诚透露，他或许更喜欢赵树理而非柳青。这实际上与他自身的品位有关。
上世纪六十年代，洪子诚很喜爱这种浪漫主义风格。柳青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代表，他喜欢在作品中现身并说些抒情性的话。然而，六十年代过后，洪子诚对浪漫主义不再感兴趣，他称这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而是跟他个人品位的变化有关。
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
洪子诚于书中给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方式。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看似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互对立，然而实际上它们处于同一个文学体制或文学生产结构之中。如今大家距离上世纪八十年代已过去了三十多年，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底是更接近前三十年，还是更接近后四十年呢？
贺桂梅认为，她更倾向于把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前三十年联系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前三十年革命时代的收尾阶段，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则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起始之时。上世纪八十年代虽为突破历史传统的时代，然而其所有的创新突破都是在已有的革命体制范围内完成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社会有了极大改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体制的构成样态、文学的市场化、新媒介的兴起以及全球化的冲击，这些因素都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
贺桂梅在发言。
很多人觉得，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发展状况不佳。因为在八十年代，诗歌界有北岛、顾城等作为代表的诗人，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似乎没有能称得上代表的诗人。但洪子诚指出，实际上九十年代的诗歌，不论是在质量方面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远远胜过八十年代。可是，为何大家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对诗歌给予那么多的关注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诗歌与政治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彼时，文学不单是艺术，还肩负着社会诉求，这便是当时文学备受关注的缘由。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社会步入了市场经济体制，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开始逐渐降低。
贺桂梅希望视野能更宽阔些，她将当代作家的作品、导演的影视作品以及学者的学术著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她发现，实际上中国作家的水平存在一定局限性，她对中国作家不是很满意。然而，从七十年的当代文学史的脉络去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确实涌现出了许多高质量的作品，且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成就要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贺桂梅觉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成名的作家们，乃至导演们，持续占据着中国的文化舞台达四十年之久。这表明，在这四十年当中，中国社会展现出了一定的平稳性与连续性。同时，文学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作家介入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以及思想的程度也都降低了。
洪子诚在研究文学生产体制时发现，此生产体制是一个从上至下的体制。贺桂梅则认为，其中实际上还包含着自下而上呼应的动员体制。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这两个体制结合最为饱满的时代，正因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了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文学的体制处于社会生活、政治思想等同一性结构之中，这使得文学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度。因为文学的社会影响必须通过这样的体制才能够产生；而如今的作家，要达成这样的影响是很困难的。
记者丨徐悦东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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