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必备的才华、思想与善良：木心观点解析及艺术直觉的重要性
一、关于作家这原本是一个并非问题的问题，之所以会成为问题而需要说一说，是因为读者对作家的认知存在差异。木心老先生在世时曾说过，作家所应具备的条件用六个字就能概括，即才华、思想、善良。我认可木心老先生的这一观点。然而，我认为仅仅这六个字是不够的。例如，作家需要有毅力和耐心，要能顽强地坚守下去。当然，作家需要具备必备的素养。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会讲到。木心老先生的概括虽不是深奥的概念，但确实比较抽象。那么什么是才华呢？我认为，才华首先是艺术直觉。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其他艺术，对于作家和艺术家而言，直觉都是首要的。如果没有直觉，就无法对艺术保持敏感，也无法发现艺术。艺术如同麦穗，在各处都有。倘若你缺乏艺术直觉，就会视而不见。艺术是属于那些具备艺术直觉的艺术家的。思想是什么呢？对于作家而言，思想是作家对人生、人性、生活以及时代的认知程度。这个认知程度，决定了作品思想的优劣。而善良，实际上已经属于作家品质的范畴。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拥有一颗如同菩萨般的善心，拥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当然，作品和作家有时并非是一回事。在世界文学史上，这并非是个例。例如在十九世纪，法国的萨德是一个淫荡的人。他于 1740 年出生，1814 年在监狱中病逝。他 23 岁时因性虐待与性受虐而被监禁，出狱后，秽闻一直不断，有大大小小二三十次受罚和监禁的记录。法国大革命后，他获得了自由，开始拼命写作。1801 年，他到了六十岁。此时，他因被视为淫秽作家而获罪，随后被投入监狱。他既是旧政权的犯人，也是新政权的犯人。他的代表作有《情罪》《淑女蒙尘记》等。十九世纪的英国短篇小说家吉幸，曾因偷盗而进入过监狱。他的短篇作品写得极为精彩。当然，大多数的作家和艺术家，其为人与为文是统一的。
如果说作家属于知识分子，那么作家就应当具备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因为这是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然而，在我们当今的作家当中，有多少人具备这样的品质呢？“五四”之后，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现代作家中有不少人具备这种品质。从屈原到王国维再到老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脊梁一直未曾断裂。我的观点是：作家并非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如果说作家需要培养，那就应该走进生活这个大学校。生活的历练能够对作家起到培养的作用。当下，这里办班，那里办校，各类讲座数量极多，呈现出一副培养作家的样子。这种刻意去做、急于求成的做法只会削弱作家的艺术直觉能力。你头脑中被灌输的观念和概念性的东西越多，你的直觉就会越差，对于生活中的东西往往会先有主观成见。老师能够给你传授的是观念和概念，而直觉包括感觉是无法传授的。你或许会说，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往往是主题先行，从观念开始。的确，昆德拉就是这样的。例如，他在最近几年出版的《庆祝无意义》这部作品，是从人生是虚无这一观念而展开的。他的《玩笑》《不朽》等作品，都具有反专制、反媚俗的特点。我们必须看到，他若没有直觉，就无法形成观念。并且，他的观念的形成，都是人生经历丰富、练达的结果，都具备一定的思想高度。他们的观念并非是从书本上抄袭得到的，而是对人生体验的结晶。
我们翻阅文学史可以明白，伟大作家并非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像曹雪芹，他不是被培养出来的；蒲松龄也不是，兰陵笑笑生同样不是。还有鲁迅，不是被培养出来的；沈从文不是，张爱玲也不是。没有人培养过他们，他们是凭借生活这本大书学会写作的，并非是由哪个学校、哪个班、哪个单位或机关培养出来的。
二、关于作家和时代的关系问题
作家的写作属于个人范畴。任何一位作家开始写作首先是以爱好为起点的，只有你喜爱写作，才会去从事这项工作。当写作切实成为你的生活方式以及生存方式之后，你才会意识到，写作如同人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一样，不进行写作，就难以存活。作家固然是个手艺人，但并非意味着，某个领导让你像做木匠那样去从事写作，你就能够从事这项工作。换句话说，写作可被视为一种病，并且是癌症。正如海明威所言，唯有死亡才能让它停止。作家就是作家，与任何党派、团体都没有关联。作家仅仅和作品以及读者存在关系。倘若要谈及服务，那么作家只为读者提供“服务”。不管读者是领袖、平民还是囚犯，作家都有责任为他们奉献出最好的作品，拿出优质的“服务”。
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一般优秀的作家都会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着某种关系，要么是紧张的关系，要么是不和谐的关系。当然，也存在与时代和睦相处以及赞美时代的作家。我所说的紧张和不和谐，并不是让作家去反对什么，而是要让作家清晰地认清时代的病症到底是什么，就像福克纳所说的那样，亮出伤疤是为了能够进行医治。鲁迅与他所处的时代一直处于不和谐的状态，这与他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任职并无关联。他所塑造的阿Q成为那个时代的不和谐之声，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国民性。沈从文笔下的所有小说中，既无法看出阶级关系的紧张，也无法看出时代的风云变幻，然而，人性的凄美以及人性的缺陷却是清晰可见的。任何作家都无法躲避他所处的特定时代。作家与时代的相处方式并非仅仅是时代的问题。例如在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中国作家都选择了集体沉默，停止了创作。由此可见，这与作家对时代的认知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文艺是一个重要的亮点。像孙犁等解放区作家就创作了许多能够鼓舞人民斗志的优秀作品。作为时代的主流作家，这些作家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所写的是生活，是人性，并非凭借唱赞歌而被读者铭记。孙犁是一位在艺术上有追求且很讲究的作家。他们的文字呈现出干净、洗练以及有美感的特点。
三、关于作家和生活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并非问题的问题。艺术作品源自生活，这一点毋庸置疑。作家倘若离开了生活，就如同人离开了空气。作家的生活越是丰富，其作品就越是饱满。我们的父辈、祖父辈的生活比我们丰富得多，然而他们就能成为作家吗？并非如此。所以说，生活只是原因而非结果，只是条件而非成品。池子里的水被抽干后，鱼就会死亡。但不能认为只要有水就一定会有鱼，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我们所描绘的生活在某些作者的笔下却发生了变形，变得失去了原本的味道。
这几年，各级文艺领导部门都在进行“深入生活”的工作，其中还包括“挂职”深入这种方式。我本人曾有过挂职县委副书记的经历，前往凤翔县进行深入生活。我认为生活实际上是创作之前的一种“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必须要做得踏实且细致。我在写《漩涡》之前，多次前往汉阴。我翻山越岭，有时一天要奔走三四百公里山路。我与农民进行交谈，还翻阅了家谱、县志以及文史资料，并且实际查看了地形。这些对我的写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当你在伏案写作时，这些得到的“素材”并非全都有用处。因为无论你写何种作品，都离不开自身的体验，离不开你对生活的理解。这些“素材”只是客观的“材料”，不一定能与你的体验相契合。然而，这些“功课”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要将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首先就需要有生活积累，其中包括人物形象的积累。
我要讲的是，有部分作者陷入了一个误区。他们依靠“采风”以及“深入生活”来支撑自己的艺术天地。这些作者把大量搜集来的素材堆积在纸上，还以为这就是小说，然而读者读起来依然只是一堆素材，根本没有艺术可言。实际上，我们每一位作者每天都在生活里度过，吃饭和睡觉属于生活，聊天、跳舞以及打麻将也属于生活。我们经历的生活有荒诞的，有无聊的，有枯燥的，有简单的，所有的艺术作品皆源自这样的生活。我们要清醒，生活不会给作家提供现成的小说。优秀的作家必须走进内心，倾听心灵的吩咐，而不能浮在水面。如果你不从内心去挖掘生活，即便搜集了再多的生活素材，这些素材也与作品没有关联。然而，有些人曾经挂职过，也曾经深入过生活，但却无法拿出作品。南美作家博尔赫斯一生都在图书馆中生活，到了晚年还失明了，但他却写出了令人震撼的小说。那小小的图书馆就是他的生活。他的作品不仅来源于生活，更主要的是来源于他自身的体验，来源于他的内心。生活是毛坯，艺术则如同把毛坯处理过的美玉，精美无比。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不同，然而艺术的真实必须以生活真实为基础。菲茨杰拉德创作过一个短篇小说，其内容为：有一个女人产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落地的瞬间已经是七十二岁了，有着白头发和白胡子。作者先写到孩子七十岁，接着写到六十岁，然后写到五十岁，再写到二十岁，最后写到三二岁，是倒着写的。这样的写法看起来很荒诞，但其实符合他对那个时代的理解，也符合他的体验。这就是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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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小说的多种可能性问题
小说是什么，不同的作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巴尔扎克称小说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福克纳着重指出，小说能揭示人物内心最隐秘的部分，即小说是人的心灵史。萨德认为，依据人的生活中最奇特的经历虚构而成的作品叫做小说。在我看来，给看似平常、简单的生活增添了深刻意义的表述就是小说。我曾说过，小说如同生活中的“第四版本”。例如，在建国路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公安机关所获取的证据属于第一版本；写给领导的报告是第二版本；老百姓口头的议论和传述则是第三版本。而作者创作出来的与前三种版本差异很大的第四种版本，就是小说。因为这第四种版本是经过作者虚构的，与前三种版本不同，并且增添了深刻意义。如果和前三版本一样，就不能成为小说。
生活存在多种可能，所以小说也拥有多种可能。卡夫卡在《变形记》的开头这样写道：“有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莎从睡梦中苏醒过来，接着他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并且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在那个时候，身处巴黎流浪的马尔科斯读完《变形记》后，感到极为震惊，他突然领悟到，小说是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书写的。马尔科斯顿时恍然大悟。许多小说作者认为小说只能那样写，不能这样写。这类作者即便误入歧途，也还在前行的路上。而有很多作者写了很多小说，却不在这条路上，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自己的艺术美学观。所以，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坚守自己的艺术美学观，要具备自己的艺术美学观。必须写出自己所理解的能被称作小说的小说，这样的小说才具有个性。某某班，某某理论家，向你传授的“小说做法”并非准则。一位推销员，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是荒诞之事，却也是小说创作的一种可能。倘若我们忽视了这种可能，小说就会变得很单一。卡夫卡为何这样写？因为卡夫卡是以荒诞的视角审视这个荒诞的世界。我们的一些作者用赞美的目光去考察这个世界。当然，去讴歌真善美是一种可能，关键在于要建立怎样的艺术美学观，以及对这个时代有着怎样的体验。国学大师佘英时在他的《访谈录》里说，并非他不写阶级斗争，也并非他没有阶级观。他少年时回到浙江老家，看到佃农和财东的关系十分和谐。《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长工鹿三的关系，看上去是主仆，然而实际上却是兄弟。
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上讲，作家对于写什么以及怎么写，是由作家自己来决定的。我认为，这种提法与艺术创作的规律是完全相符的，是非常好的。因为小说创作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对于当下所提出的“中国叙事”和“中国故事”，我难以理解，也无法理解。难道存在“非中国叙事”和“非中国故事”吗？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认为，用汉语讲述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用汉字叙述的故事就是中国叙事。
从艺术角度而言，人类优秀的艺术结晶是属于全人类的；优秀的艺术作品皆有相通之处。墨西哥作家鲁尔福（1918——1986）在世界文坛被公认为小说大师。他有一部中篇作品，名为《佩德罗·巴拿莫》。该作品讲述了一个已死去的农民回到村庄，与他儿子一同回忆过去的故事。全篇都是人和鬼之间的对话与活动。这是很荒诞的。若将这个故事定性为“非中国故事”，觉得只有外国人会那样写，这不属于“中国叙事”。那么，在我们西北五省老百姓心中耳熟能详的秦腔《窦娥冤》、《游西湖》是否是“中国叙事”、“中国故事”呢？窦娥被冤死之后，依然登上舞台，向她父亲诉说她的冤情。窦娥这个“鬼”与鲁尔福笔下的“鬼”是相同的。《游西湖》里，李慧娘含冤死去后，她为了救助爱人裴郎，多次吹灭强盗手中的火把，让裴郎得以逃脱。李慧娘以“鬼”的形象在舞台上展现得十分生动。她被普通老百姓所接受，那舞台上这些看似荒诞的艺术，是“非中国叙事”、“非中国故事”吗？
我曾多次表明，现代主义并非西方人的专属。现代主义存在于我们关中西府，存在于我的故乡岐山。儿时，我前往本县的博物馆，在那里展出的西周青铜器的图案里，有许多并非写实的，而是意象的、抽象的、荒诞的，就如同毕加索的印象派图画那般。在凤翔县发掘出的秦穆公大墓中，也有泥塑的人面兽身形象。二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运用某种手法来表述一个事物并传达他们的意图，这难道不是中国式的吗？马尔克斯笔下那些魔幻的东西，我小时候在故乡曾听老一辈人讲述过。有一个小伙子，他很贫穷且是单身，父母也都去世了，他依靠在北山里割柴和卖柴来维持生活。每天他从山上割下一担柴回来，放下柴担子后就进入厨房做饭。有一天，他回到家，发现锅里的小米饭已经做好了，接着他就舀到碗里吃了。连着好几天都是这样的情况。院门是锁着的，可不知道是谁给他做的饭。有一天，他扛起扁担，拿起镰刀走出了院门，然后把门锁上。他在村外待到快做午饭的时候，又悄悄地回去了。他蹲在窗台下偷偷一看，只见贴在墙上年画上的一个美貌姑娘从年画上走下来，给她做好了饭，之后又回到了年画上。这个故事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俏姑娘拽着毛毯飞上天空这一情节，本质上有何不同呢？难道它不是“中国故事”而是外国故事吗？如此着重强调“中国叙事”，就具备了民族性吗？对于作家而言，还是多去亲身经历人生，少去接受那些概念更好。
小说创作存在很多可能性。我们需要展开想象，从观察和撷取生活开始，提炼主题并塑造人物。绝不能被一些人抛出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概念束缚住。这些概念看似新鲜且很有革命性，但却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
五、关于作家的基本素养问题
一个好的作家必备好的素养。我这里只说几点：
第一，要具备良知和正义。索尔仁尼琴曾说，一个真话能够撬动整个地球。他期望作家拥有牛犊顶橡树般的勇气去道出真相。《古拉格群岛》以及《癌症房》这两部作品都彰显着良知与正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要担当“社会良心”“人类灵魂工程师”这样的重任是很困难的，但良知和正义感是不可或缺的。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不能无视事实去进行粉饰。文革中的老舍是我们的楷模。
第二，需具备正确的价值取向。所谓正确的价值取向指的是，你的价值观是否与人文精神相符，是否与人类共通且符合人类发展趋势的价值观相符。同时也包含正确的历史观。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对 1917 年的俄国大革命进行了描写，究竟哪一种写法符合历史真实？或者两种写法都符合历史真实？例如《创业史》与《白鹿原》。《创业史》里的富农姚士杰属于很坏的阶级敌人，他不但反对合作化，还奸污了自己的侄女儿，其人品存在极大问题。《白鹿原》中的地主白嘉轩则是一位杰出之人，是民国时期的形象，也是关中农民的形象。究竟哪一个人物更符合历史真实呢？这是由作家个人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就像秦始皇，他到底是千古一帝，还是一个暴君呢？或是二者皆有？在艺术处理方面，应当如何处理呢？曾有一个小报，前些年刊登文章称，秦始皇所杀的儒生是坏人，所烧的书也是坏书。这种观点，将老先人司马迁的价值观彻底颠覆了。这种历史观是正确的吗？
第三，作家需有责任感且有所担当。我所说的责任感包含对自身的责任以及对作品的责任。若要对自己的作品有责任感，就必须怀有敬畏感，要敬畏文字。进行不负责任的写作以及出版，便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作为一种职业，作家不同于公务员，公务员要对供职的单位领导负责，还要对国家负责。而作家必须做到文责自负。作家不但担当着当下的责任，也担当着未来的责任。只有有这种担当意识，才会有写出大作品、好作品的勇气。好多世界经典作家在动笔之时，以及完成一部好作品之后，他们的意识里就有“经典”这两个字，他们明白自己写出了什么，也知道自己的作品能够历经时间考验而留存于世。所以，这些作家都很坚定，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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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一个好的作家必然是文学的圣徒，他们极为真诚。对于作家而言，文学既是职业，也是生活本身。倘若说，文学如同一种宗教，那么作家就像是心灵圣洁的宗教徒。作家必须在文学生活里度日，每天所过的都是文学生活，依靠文学来滋养。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这对于一位圣徒来说，意义都不是很大。只要作家进行了创作，以这样的方式创作过，在文学中生活，这就已经足够了。
六、关于作品的标准问题
艺术作品的评判存在标准，这毋庸置疑。我在此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是因为近些年来，我们在把握艺术标准方面出现了偏差，以至于对坏作品趋之若鹜，给予极高评价，还获得了所谓的国家大奖。例如，在近几届“鲁迅文学奖”中，某些作品和作者遭到网友和媒体的诟病与指责，有的言辞还很激烈。当然，造成这种恶果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对艺术作品的评判标准出现了失衡。
二十多年前，我在《陕西日报》副刊发表文章，对艺术作品评判标准进行探讨。我们在评价作品时，是依据《文心雕龙》中刘勰的标准，还是以前俄国别林斯基的理论，亦或是依据金圣叹、袁枚的艺术观呢？标准肯定是要有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也是一个标准。这里的问题在于以什么标准作为标杆。如果以一米高作为巨人的标准，那么在街道上看到七八十公分高的人，就会惊叹其高大。倘若有一天我们见到了两米以上的人，我们可能会惊愕得愣住，会开始反思，我们的评判标准存在问题。
好的小说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有两个评判标准。其一，看作品对人生、人性、生活和时代的认知程度，也就是看它有没有思想高度。其二，看作品在艺术上有无新的突破，这里的新突破不仅仅是技巧和方法方面的问题。如果这两点相较于其他作品都有所超越，那么无疑它就是好作品。
我做过十年编辑。一个好编辑需在众多稿件里选出几篇好作品，这首先靠直觉。一个好评论家必须对艺术有像作家那样敏锐的直觉，倘若没有这种直觉，即便塞满一肚子理论条文，也无法对作品的好坏做出准确判断。
我认为，对于小说的评判存在不同层面。例如有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人性层面、文化层面、哲理层面等。倘若某人的小说仅仅局限于社会层面，那么这篇作品必然会显得过于单一，不能称之为好作品。我曾多次说过，所谓小说，就是给看似平淡且简单的生活赋予了意义，这样才算是小说。而这个意义就是我之前所说的那些层面。比如说，改革开放好是否具有意义呢？答案是有意义。然而，倘若你要创作一篇小说去证明这一意义，那么，这样的小说就会显得较为浅显，原因在于它仅仅停留在较为浅层的社会层面。
杜甫曾言，文章憎恶命运顺遂。从世界文学史来看，那些人生经历不顺畅的作家，那些在人生道路上十分失意、很失败的人，都成为了大师。像曹雪芹、蒲松龄、杜甫、苏轼、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等。当然，这并非是一条绝对的定律。在中国大陆，有许多知名作家的人生也极为成功，爱情、金钱和权利都被他们收入囊中。这便是“中国式”的情况。
作品与作家紧密相连。在当代，世界文学史上的许多案例被颠覆了，我们这个时代每天都有很多奇怪的事、荒诞的事以及不可思议的事在发生。因此，许多读者把一堆垃圾带回家当作精品来阅读，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我们不能苛求读者，作家自己的目光也难以穿过雾霾，难以超越时代潮流，作家自己也难以拒绝利益诱惑，包括政治诱惑，所以，写出好作品是很不容易的事，识别好作品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但要相信，有艺术良知、艺术水准的读者和艺术家有很多；要相信，即使好的作品被埋没也是暂时的。
冯积岐是岐山县凤鸣镇人。1990 年，他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是第五届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3 年，他开始发表作品。他著有散文集《将人生诉说给自己听》《人的证明》《没有留住的》等。他还著有小说集《小说三十篇》《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他的长篇小说有《沉默的季节》《大树底下》《敲门》《村子》《敲门》等。《跌跌爬爬三十年》在 1989 年获得陕西省银河纪实文学一等奖；《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在 1995 年获得陕西省双五文学小说集奖；《人的证明》获得陕西省第七届双五散文集奖；《沉默的季节》获得九头鸟长篇小说奖；《村子》获得第二届柳青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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