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与北京文学二十年的不解之缘？
来自旧时光的馈赠李浩
李浩，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之教授。他陆续创作并发表了小说、诗歌以及文学评论等多种体裁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被不同选刊收录，亦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意大利语和韩语。他还出版了《谁生来是刺客》、《将军的部队》等二十余部著作。李浩教授曾荣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以及《十月》文学奖等多项荣誉。此外，他还曾担任《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
我们一起走过的二十年
来自旧时光的馈赠
李 浩
说吧，记忆。令人感慨而百感交集的记忆。
我与《北京文学》的缘分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1999年——那一年，河北作协文学院与北京作协共同举办了一场交流活动（这还是我首次参与河北省作协的活动）。在那次交流会上，我有幸结识了《北京文学》的编辑李静。当时我年轻气盛，傲慢自大到了无视他人的地步，因此对李静也未曾给予足够的重视；必须承认，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自己当年的轻狂行为深感懊悔和羞耻。至今我仍清晰记得李静的讲话，她巧妙地引用了柏尔修斯以策略手段斩杀美杜莎的古老传说，来阐述自己对艺术真实性的看法，以及作家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在她发言之际，她似乎显得有些紧张，然而这种紧张并未削弱她的坚定、真挚与深刻，反而让我立刻对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在会议开始前，陈超老师已经提醒过我，这位年轻才俊不容忽视。
我必须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在未曾全面了解或深入接触之前，我往往不自觉地抱有轻微的轻视和些许的傲慢（即便有时会试图掩饰），然而，一旦我感受到对方的智慧与才能，并确信我们志同道合，我便会立刻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感，以及对深入交流的强烈愿望——于是，我满怀热情地去找她，表达对她发言的认可与敬意。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多年以后，在我们关系更为熟络之后，当我再次与李静提起那个我去她房间聊天的午后，她竟然毫无印象：难道这是真的吗？不可能吧，我会是那样的表现？
没错，她就是。她显得有些冷淡、疏离，似乎把我视作一个渴望与编辑建立联系的作家。“我并未多言。只是提及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哦，你也从事小说创作？若你有作品，可以投稿给《北京文学》，不过，我们对于稿件的质量要求相当严格。”她并未提及将稿件交予我，而是指向了《北京文学》；她着重指出我们对待稿件的态度颇为严格，在我个人的感受里，似乎隐含着几分“退却”的暗示，即便时至今日，我依旧认为她的言辞中带有这样的意味。我曾提及那是我最为年少轻狂的岁月，那时的我敏感又脆弱，她的这一态度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原本，我并未打算向《北京文学》投稿，然而会议结束后，我立刻给某家刊物的编辑写了一封信，索回了自己的小说，并将其转投给了李静——那是我当时最得意的作品，我试图向李静表达，我并非你想象中的那种作者，我不应受到这样的轻视。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后，或许是在那时，李静打来了电话，她的语气中充满了热情，兴奋地告诉我那部小说即将问世，她本人对这篇小说颇为喜爱。记得在2000年的9月，我的短篇小说《生存中的死亡》得以在《北京文学》杂志上发表，而恰巧与此同时，李静也离开了这家杂志社。她接着说：“你完全有能力继续向《北京文学》投稿，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朱吉余老师的联系方式……”
2004年，我从武装部退役。虽然未曾再见面，但李静这位已变身为朋友的人，向我推荐了《北京文学》这份工作，让我担任实习编辑……带着期待、不安、紧张以及一种跌宕起伏的热情，我首次踏入了《北京文学》的办公场所：那时，《北京文学》在前门西大街租用的房屋中办公，而社长的办公室则设在地下室。章德宁社长在众多刊物中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询问了我关于文学和创作的一些问题，接着他进一步询问，他认为我们这份刊物如何改进才能更加出色，他想知道我是否有任何好的建议。
我清楚问题内容，然而对回答的具体过程却记忆模糊，恐怕我的回应只是敷衍了事。同时，我担心自己提出的想法与《北京文学》的出版宗旨存在较大差异，以至于她可能会予以拒绝。然而，我对于后续的对话内容却记忆犹新。我指出，这份杂志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主编的品味，鉴于我是一位倾向于前卫写作的作者，我有权调整个人审美，并依据《北京文学》的稿件挑选准则来挑选那些得到该刊认可的佳作……“不，你无需作出调整，无需考虑我的想法，你应当坚守的是你自己的评判标准。”
我牢牢记住了章德宁社长的那番话，然而坦白讲，我并未将其视为真言。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出于外交策略的考虑，她意在彰显社长及刊物的宽宏大量，但这种表述并不应被当作事实，更不应被当作真实情况来对待。此外，《北京文学》首次倡导了“引人入胜的小说”这一概念，但就“引人入胜”这一词语而言，我在内心深处对其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因为它与我的文学观念存在一定的分歧……当然，在求职过程中，我并不会立刻表露这一观点，我打算尽量展现出谦逊和谨慎的态度，表现得低调一些。
很快，我就意识到章德宁所说的并非空穴来风。她并非只是摆出姿态或进行表演，而是真心实意，心甘情愿地这样做。
担任《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实习编辑后，我迅速投身于工作，参与了众多编前会、审稿会和讨论会。我发现，在那里，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对每一篇稿件，大家都能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论稿件由谁提出或推荐。他们可以激烈辩论，甚至面红耳赤，但社长章德宁并不拥有绝对的裁决权——她并非没有，而是选择不使用。她不希望个人的喜好强烈地左右他人的喜好，也不愿影响大家对文学的评判。大多数情况下，她仅保留一票，但并非决定性的否决票。这是我未曾料想到的气氛，在抵达《北京文学》之前，它激发了我敢于畅所欲言、无所顾忌的胆量，甚至可以讲，那时的氛围对我影响深远，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我的性格。不管是一篇中篇小说刊登于《十月》、《当代》、《收获》或《人民文学》，抑或是《红豆》，我们都会采取统一的标准来评判；不论作者是莫言、余华、毕飞宇，抑或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人——实际上，在我担任《北京文学》编辑期间，徐则臣、葛水平、田耳等人还处于新人阶段，他们的作品很可能成为《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首选，在讨论中他们也得到了众多编辑的认可——我们都能给予他们同等的关注，甚至在对待名家时，我们还会更加严格。关圣力编辑性情温和，他倾向于古典审美，对小说的故事性尤为重视，对故事的完整性和曲折性非常关注；朱吉余编辑的喜好和厌恶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特别推崇小说背后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涵，偏爱那些厚重、富有情感和历史感的作品；而萧夏林编辑则是个极具个性的人，锋芒毕露，锐利无比，他看重的作家和作品可谓是凤毛麟角，我们经常半开玩笑地说，按照老萧的标准，每期杂志至少需要用一半的白纸，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作品……至于我，更偏爱先锋和实验性的小说，对文本实验性强的作品情有独钟，在《北京文学》担任编辑的几年里，我对现实主义持有一定的轻视态度，认为那是作家无力和无能的表现——说实话，当时《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部里的每个人都个性鲜明，加之那个畅所欲言的环境，我们变得更加固执、坚持，不轻易妥协，更不轻易被说服……在审阅小说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在编前会上激烈争论，从相互说服到试图“纠正”对方的审美趣味，赞同与不赞同的比例大致相当，而我们对章德宁社长的意见也常常集体否定，认为相较于其他作品，这一篇与那一篇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那是我除了写作之外，最最坦诚地表达自己审美和艺术追求的“黄金时期”，也正是那段时光让我开始领悟民主的真正含义，以及“妥协是金色的”这句话的深刻内涵。章德宁社长对我们宽容有加，这份宽容让我们对艺术标准及其内涵更加崇敬，激发了我们源源不断涌现新想法，我们努力要将这本“自家”的刊物办得更好，赢得口碑，让作家和编辑们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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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有一种机制，通过互相审阅稿件，以此防止因个人偏好或疏忽而遗漏优秀作品。同时，我们还会依据各自的喜好，在编辑与编辑之间进行资源共享——比如那些较为前卫的中篇小说，关圣力和朱吉余都会让我先过目；若是偏向故事的小说，我便交给关圣力审阅；而那些侧重历史与思想的小说，则由朱吉余负责——“我们选稿的唯一标准就是优质小说，力求找到同期内最优秀的作品，哪怕只是部分读者认可的优秀之作。我们确实是这样做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掺杂过多的个人私欲，尽管在挑选作品时，每个人的艺术鉴赏标准都会有所差异。朱吉余向我推荐《喊山》时，那份激动与热情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对新发现的喜悦；曹征路的《那儿》在编辑部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与辩论，我们几乎从午后一点争论到夜晚十一点，观点始终尖锐对立；关于是否选择《北京文学》的一篇原创中篇小说，大家争执不休，尽管都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但担心它是否会引起不必要的嫌疑，以及《北京文学》旗下两本刊物间不互相刊登的惯例是否应该打破，是否应该打破；编辑们推荐了袁劲梅的《忠臣逆子》和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章德宁社长在阅读后兴奋异常，多次强烈建议编辑们阅读，并在下周的编辑会议上进行了深入讨论……
我记得。我喜欢那个氛围。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专注于精选佳作，其编辑工作重点在于挑选：一旦收到全国各文学刊物的最新一期，我们便迅速投入阅读与筛选，力求在全国众多中篇小说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作品，并尽快呈现给读者。为此，全体编辑都兢兢业业，不惜加班：在2004年和2005年，我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工作中，加班次数最多，没有比这更多的了。然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并无意止步于此，章德宁社长期望我们能够打造出独树一帜的策划方案，彰显刊物的特色，并孕育出“金点子”。
邵燕君当时主持并创立了名为“当代最新期刊小说论坛”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活动，该活动专注于对全国文学期刊所发表的小说进行学术性评论。我个人认为这一举措相当出色，且在选刊上刊登也十分适宜，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具备全面性评价的专栏。因此，我向《北京文学》选刊部门极力推荐，随后我们双方启动了合作，而我则承担了具体负责的角色。若记忆无误，那应是每周二的午后时分，我便会投身于北京大学举办的论坛活动，积极投入他们的讨论与评价之中。尽管当时我并无丝毫私心杂念，但这个栏目的开设或许能让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我的首要收获在于，我得以系统、严谨、规范地研读文学理论，并且通过参与评论的撰写与编辑工作，我的论文撰写技巧和编辑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其次，在北大课堂中，我们得以畅所欲言，毫无拘束，原本仅有一个半小时的论坛讨论，我们常常会争执到晚上七八点钟，随后还会给未能出席的曹文轩老师打电话，以玩笑的方式让他为我们买单晚餐……正如在《北京文学》杂志社，我们也会激烈辩论，试图改变彼此的审美观和文本评价，当争论陷入僵局，无法说服对方时，偶尔也会用一些尖锐的言辞进行“人身攻击”，但一旦离开那个场合，没有人会对此耿耿于怀，这种关于理念和判断的争论始终局限于文学和文本的评价之中，而这，正是我一直推崇的“理想境界”。
畅所欲言的感觉实在美妙。在课堂上，我有幸结识了邵燕君、徐则臣、李云雷、魏冬峰、刘晓楠等众多朋友和同行，我们亲切地称呼徐则臣等人为“师姐”。此外，我还认识了洪子诚、赵祖谟、钱理群、曹文轩等尊敬的先生。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某些特质，是我一生都渴望学习的。我衷心希望，自己能够从他们身上汲取哪怕百分之一、万分之一的精神财富。邵燕君师姐曾带我参与一场校外的活动，钱理群老师也一同出席。会上，他率先发言，但我对其中的某些看法并不完全赞同。因此，当我发言时，我坦率地、毫无保留地（实则多少带有盲目性）提出了我的不同意见，这与我在《北京文学》编辑会议和北京大学论坛上的表现如出一辙。活动落幕，钱理群先生主动拦住我，询问我午休时间是否空闲，是否愿意与他共进午餐，他亦期望借此时机对先前讨论的话题进行深入交流……在经历了一阵受宠若惊的惊讶后，我自然是兴奋地应允了，随后的对话中，我不断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浅显，钱理群先生所要表达的观点，正是我未曾留意却自以为已经透彻理解的那一部分。钱理群先生在随后的讲话中并未立刻对我的观点提出纠正，这很大程度上是对我虚荣心的保护，同时也体现了对组织者的支持，而我当时对此全然未察觉。那顿由钱理群先生邀请的午餐，对我影响深远，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有智慧的启迪和宽厚的关怀，以及对晚辈锐气的一种呵护。多年过去，我亦跻身大学教师行列，时常怀念那些前辈们，以及他们于文学探讨中的点点滴滴。我深感，他们无形中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四大收获，便是让我拥有了“文学史视角”，并得以借助一个隐秘的文学脉络作为参照。
担任《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实习编辑期间，该刊物特设了“文本典藏”专栏——此栏目之设立源于作家潘军的建议，彼时他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举办的选刊献策会上提出此构想，该创意随即受到时任社长章德宁的赞同：“我们立刻行动！开设一个新专栏！”我亦加入了该栏目的编纂与采访工作——必须再次强调，这又是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栏目，它对我的写作能力提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文本典藏”栏目精选了当前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作家，他们各自挑选出一部自己深以为然的小说，并为之撰写了评语。随后，我们与这些作家合作，共同完成一篇以该小说为主题的访谈——我们最初邀请的作家包括莫言、余华、史铁生、刘恒、铁凝、刘庆邦、王安忆、潘军等。当然，并非每位作家都有余暇和意愿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这种情况在所难免。我的收获是多元的，其中最大的收获来自于那些作家们的批注。比如莫言在推荐劳伦斯的《菊花的幽香》时，多次强调“卷扬机”，“又是卷扬机”。他的这些批注当时让我感到好笑，为何要关注这个卷扬机？小说中菊花的描写似乎更为关键，关注这样的细节究竟有何意义？在反复阅读至第二遍、第三遍之际（衷心感谢《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所规定的编辑职责要求！），如果不是对那项必须严肃履行的职责，我恐怕无法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反复阅读第二遍、第三遍。我忽然意识到，我对卷扬机的轻视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对于作家而言）。莫言实际上在暗示，这里暗藏玄机，这种玄机对整篇小说的气氛和象征意义都至关重要，这是小说家们必须熟练掌握的一项技能。然而，这使我多少明白，我的兴趣焦点与莫言先生的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或许需要我加以突出，以便与他那已经非常杰出的成就有所区分……在他人擅长的领域里，我努力吸收养分，以填补自身的短板；而在他人忽视的角落，我则力求发挥，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独特领域和标识，这便是我阅读“文本典藏”时最为用心之处。
在《北京文学》度过的那两年时光，对我来说收获颇丰，可以说，若非那段实习与学习的经历，现在的我，包括我的写作面貌，或许都无法成形。在那期间，我不断尝试与调整，终于为自己的诗歌找到了“独特的个人缪斯的面容”，这恰恰是我过去一直渴望实现却苦于无法达成的目标。
……行文至此，我意识到似乎遗漏了另一位与我同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工作的同事——王虹艳。实则并非遗忘，起初我便已计划，在后续篇章中特别提及她的名字。她比我稍晚一些加入《北京文学》，博士毕业后便投身其中。当时我暂居于北京，住在西北旺的军营中，王虹艳也刚加入《北京文学》杂志社，独身一人。下班后，我们俩都没有急着处理家务，便会在单位里闲聊，亦或是继续讨论我们刚刚审阅过的稿件。我渴望与王虹艳展开对话，首先是因为我对她博士学识的敬佩与尊敬；其次，我期望能从她那里汲取那些我尚未了解或仅略知一二的学术见解；再者，我期望能引导她领略先锋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魅力，我迫切希望在年轻人中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此外，王虹艳的真诚与坦率，她的不做作，以及她并非那种心机深沉的人，让我与她交谈时无需任何戒备；最后，也是出于个人情感，我必须承认，我有时会感到孤独，下班后若能与一个能畅谈的人聊天，便能稍微减轻我在异乡的孤独感。
我对将王虹艳引领至先锋文学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审美领域的尝试，似乎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她并不像我那样乐于坚持自己的独特喜好，在与她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并未能真正地说服她。然而，到了2004、2005年，中国先锋文学的势头已经减弱，出版物中的一些先锋文学作品，有时只是徒有虚名，我对它们也难以产生喜爱之情。我对王虹艳的审美观念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似乎旁人也未曾真正地对她产生过质疑，回想起来，这样的坚定真是十分难得。
彼时，《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位于前门西大街一栋民宅之中，与之相隔一条街的，《北京文学·原创版》则设于全聚德烤鸭店内。我们的食堂与相邻的北京市教委共用，用餐之际，常与原创版的同仁相遇，甚至偶尔一同参加会议。尽管与原创版的编辑交流不算频繁，但在心理上，我们彼此感觉亲近，视对方为家人。白连春，唯有白连春，在我抵达《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之前，便已对我而言成为“熟知”的诗人，尽管我们未曾谋面。抵达《北京文学》报到的当天，我便立刻寻觅白连春，似乎是一位编辑引领我前往，我记不清是朱吉余还是章德宁。确实，我记不起来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感觉一切似乎都对，甚至我意识到自己与白连春的首次邂逅竟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画面，而现在又多了一个模糊的第四幕……在这段重新整理的记忆里，我发现自己遗忘了很多很多，连地铁出口的位置都记不清了，是“和平门站”吗？甚至连总编室里的“小贺”究竟叫什么名字也想不起来了……当然，我也忽然想起了许多许多的事情，这些记忆甚至可以串联成一篇长文——然而，这篇杂乱的回忆记录应该就此打住了。最终，我心中所剩无几的情感唯有感激，感激那些人，感激那些事，感激那些深藏于记忆与往昔岁月中的无尽怀念与感激之情。
原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3年第8期
2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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