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读一年初中就考入名校，钱伟长为何突发奇想改学物理？
钱伟长，生于1912年，逝世于2010年，江苏无锡是他的故乡。他不仅是我国知名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还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多项职务，包括教授、教务长和副校长。此外，他还曾是上海大学的校长，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和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及民盟中央的副主席。在政治领域，他也是全国政协的常委和副主席。钱伟长，出身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文化世家。1928年，他仅完成了初中的第一年学业，便成功考入了苏州中学，这所江南地区的知名学府。随后，在1930年，凭借语文和历史科目均获得满分的好成绩，他顺利进入了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深造。然而，就在他1931年9月刚刚踏入校园之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我国东北地区。钱伟长在寻求救国报国的道路上一筹莫展，于是他向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以及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提出了转学物理的恳请。吴教授对此感到困惑，便对钱伟长解释道：“我已经查阅过你的试卷，你在语文和历史科目上表现优异，而在数理化方面的成绩则不尽如人意。以你的资质，学习文科似乎更为适宜，那你为何还要选择物理作为新的学习方向呢？”钱伟长如此回应：“我起初对文学情有独钟，并打算投身文科领域，然而，我逐渐意识到，仅凭文科无法拯救我国。我国亟需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与大炮。尽管我的数理化成绩尚不理想，但我已下定决心，努力迎头赶上。”吴有训被那位年轻人的爱国情怀所打动，应允了他的请求，却附加了一个条件：需先在物理系就读，并在一年后确保数理化成绩超过70分，否则将不得不回到中文系。钱伟长接受了这一条件，并立下决心，在这一年中不懈努力。他先是攻克了英语难关，随后，便继续向数理化领域发起挑战……到了年终考试，他的各科成绩均超过了70分。
钱伟长曾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1939年春季，中英庚子赔款基金委员会对外发布了招聘留英公费生的公告，计划选拔20名优秀学生。报名参与竞争的人数超过3000名。钱伟长报考的力学专业仅有一个名额，然而他与郭永怀、林家翘三人的考试成绩竟完全相同。最终，招生委员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三位成绩优异的学生一同录取。1940年1月，众人于上海集结，准备乘坐船只前往加拿大，然而在船上，他们发现护照上竟有日本签证，该签证准许他们在横滨停靠时登陆观光。面对这一情况，他们感到极度愤怒：彼时日本正对中国进行侵略。他们坚决拒绝接受敌国签证，于是，全体成员携带行李，选择下船返回昆明。直至第二年夏季，他们才再次启程前往加拿大继续学业。
1941年到1942年间，郭永怀、林家翘以及钱伟长相继抵达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享有盛誉的科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投身于航空航天领域的深入研究。身处异国，钱伟长铭记着恩师周培源的教诲——“儿不嫌母丑，子不弃家贫”，他始终准备着用所学知识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得知国内抗战胜利的喜讯后，1946年，他毅然决然拒绝了冯·卡门的挽留，放弃了国外的优越工作和生活条件，以“久别故土、思念亲人”为理由，克服重重困难，孤身一人返回祖国，在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了一名普通的教师职位。然而，由于薪资微薄，他需要在三个学校之间往返授课，这使得他的五口之家陷入了经济困境，不得不依靠借贷来维持生计。他获知加州理工学院有意愿邀请他重返美国从事工作，并提出可以全家一同迁往美国定居。然而，在前往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的过程中，他发现表格中有一项要求：“若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必须无条件对美国保持忠诚”。钱伟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他后来表示：“我身为一名中国人，我的忠诚属于我的祖国！”
随着他预见到解放的曙光即将到来，他内心深处对迎接解放的胜利充满了坚定信念。与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对腐败且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深感失望。1949年1月，北平宣告解放。同年3月，清华大学设立了校务委员会，钱伟长被任命为常委并兼任教务长一职。
自那时起直至1957年，他始终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承担了艰巨的教学与教学管理工作，并积极参与了诸多社会事务。
1950年，他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员，而在同年12月，他则作为中央慰问团的一员，前往东北地区对归国的抗美援朝志愿军伤病员进行了慰问。东北各地，他走过了十几座城市，深切体会到了旧中国大学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崇洋媚外的风气十分盛行。这种风气对于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心理上的束缚。尽管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追赶并超越他们，并非毫无可能。他坚信，我们的先辈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丰富的创造与发明，我们的民族同样拥有辉煌的创造发明传统。只要我们充满自信，能够团结一心，我们定能走向富强。为此，他在慰问期间便着手撰写关于我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旨在激励青年，增强他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自信心。自1951年1月起，多篇论述我国先辈科学成就的纪实文章陆续刊登于《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之上，继而在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题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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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自1978年之后，尤其是1980年代来临之际，一股崇洋媚外的风气再次兴起。钱伟长对此现象深感忧虑，内心焦急不安。他四处奔走，积极联络，最终促成了这本书的修订与再版。该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喜爱。此外，钱伟长还亲自出资，购买了数百册，赠送给以及寄送给他的国内外亲朋好友。
钱伟长于1957年不幸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但在1960年成功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在2005年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他回忆道：“毛主席曾评价我是好教师，因此决定保留我的教授职位。换句话说，因为我还有能力授课，所以我的工资也得到了保留。”他还回忆道：“即便我如今无法直接了解国家在科学领域的指导方向和具体研究项目，然而每当群众和科技工作者通过来信或亲自登门，寻求咨询、索要资料信息、请求工作上的帮助时，我总是乐于应允，无偿地尽力提供各种可能的技术支持。这些来访者中，不少人在初见时互不相识，却最终成为了我终身的良朋益友。”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知识分子，都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不懈地奋斗着。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视我为一位可靠的战友。在1958年至1966年这段时间里，钱伟长教授讲授了超过十几门课程，并撰写了大约600万字的教材。此外，他还为多家权威学术期刊审阅了300多件稿件。即便是在“文革”那个动荡的年代，即便在运动初期遭受了极大的冲击，他依然坚定地投身于飞机、潜艇、化工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并且他的众多研究成果得以在实际中得以应用。
钱伟长和妻子孔祥瑛
1970年代，我国外交事业迎来了建国以来的辉煌巅峰。周恩来总理多次亲自点将，命他负责接待来访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重要宾客。在1972年的10月初至12月间，毛主席与周总理共同决策，派遣他作为我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在此次外访过程中，他们所到之处均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这让他深切体会到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以及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在1940年代，郭永怀与钱伟长在加州理工学院频繁交流，共同商讨归国后如何为祖国贡献才智。他们怀揣着雄心壮志，立志要创建一所超越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顶尖学府，吸引更多美国学生来华深造。在当时的我国，尽管西南联大等知名学府屡遭赞誉，然而，钱伟长在回忆与郭永怀的对话时曾提到，全国范围内，并无一家像样的研究机构，而包括教会和私立在内的大学总数不过三十余所，在校学生也仅有数万人。这一状况恰好揭示了旧中国难以孕育令国人引以为傲的科技辉煌的深层原因。西南联大曾孕育出众多杰出人才，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些大师在科技领域的作用自不必说。然而，科技领域的辉煌成就并非仅凭少数几位大师之力即可实现。正如物理学家彭恒武所言：“在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齐心协力，汇聚全国之力致力于核武器的研发。”在四十年代，国民党派遣了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数理化领域的教授前往美国，旨在考察原子弹的相关技术。他们各自携带了两名学生，其中包括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等人。然而，他们的考察之旅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遭遇了闭门羹。最终，只有朱光亚一人返回，与原子弹技术产生了关联。这一事实表明，单纯依靠出国留学或学习他人的经验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目标。在旧中国，这样的目标无法实现；唯有在新中国，凭借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才得以成功研制出核武器。
钱伟长、林家翘与郭永怀
郭永怀历经美国政府多番阻拦，终于在1956年回到了祖国。即便在中科院力学所担任常务副所长期间，他开始指导研究生，并在1958年成为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的负责人，但自1960年起，肩负起秘密进行“两弹一星”研发重任后，他实际上很少有时间投身于教学工作。1968年12月，他因公殉职，留下了一所优质学校的梦想，这成为了他未竟的遗愿。鉴于此，致力于创建一所顶尖大学便成为了钱伟长一生的奋斗目标。
1983年伊始，钱伟长被中央政府委以重任，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一职，且其任职年限及年龄均无限制。这一任命，为他年轻时与郭永怀共同抱负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1994年，钱伟长又肩负重任，成为新成立的上海大学校长。在成立大会上，他郑重提出，要将上海大学打造成能与全球众多以城市命名的顶尖大学比肩共进的学府。他坚守这一岗位直至2010年离世。他在1995年曾表示：“我始终坚守在教育一线，这份职责对我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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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执掌校长之职的27年间，恰逢我国学生出国留学热潮此起彼伏。
1978年6月23日，当邓小平聆听清华大学校长的工作汇报之际，他提到了关于留学生的议题，并表示：“我支持增加派遣留学生的规模，数量要达到数千人，绝不仅仅局限于十几个、八个人。今年计划派遣3000名留学生，关于选拔标准和派遣地点，教育部应进行深入研究，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资金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于部分人忧虑派遣的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可能滞留国外的问题，邓小平表示：“我们要坚信众多青年学子对祖国的热爱和报效之心，即便出现个别不良情况，也无需过分担忧，即便有10%或20%的人选择留下，仍有80%、90%的青年学子会返回祖国！”
为深入推进知识分子工作，中共中央于1982年1月30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知识分子工作检查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指出，近年来，渴望出国深造的知识分子数量持续上升，其中不乏一去不复返者，这一现象亟需全党上下给予充分关注。《通知》首先对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与建设事业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强调要切实执行中央对知识分子及归国华侨的政策，努力消除对知识分子的误解和偏见。随后，它又指出，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部分知识分子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同时，我们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相对薄弱，这导致希望出国或出境的知识分子数量持续上升。《通知》在结尾处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政策得当，工作做得扎实，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持续改善，人才外流的现象将会逐步得到缓解；那些已经出国的人员中，也将有众多人选择回归，投身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我们应当坚信，广大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复兴，会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同心协力，勇于克服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种种挑战。
钱伟长虽非党员，却曾言明，他将党的使命视为己任。1983年，他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他始终关心着海外学子归国后的就业与发展。在与国内青年学子交流时，他常提及留学经历，强调将国外先进技术带回国内，让更多学子无需远赴他乡也能掌握前沿科技，共同为祖国贡献力量。钱伟长每次率领团队出国访问，每到有中国留学生的地方，他都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深刻见解，诚挚地讲述人民对学子们学成归国、投身建设的殷切期望。然而，这种做法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身为清华大学的资深校友、资深教授以及资深领导，钱伟长最终下定决心，不再推荐学生出国留学。
中科院空间所的一位科研人员依然清晰地记得，1995年与钱伟长先生一同参加某次活动时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当时，一位来自清华物理系的学生向钱伟长先生请求为他出具一份出国留学的推荐信，但遭到了钱先生的婉拒。钱先生语气沉重地告诉这位年轻人：“我们那一代人学成之后都渴望回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如今你们出去后却鲜少有人回来，因此我无法为你提供推荐信，希望你能够留在国内，为祖国效力。”
郭永怀的夫人李佩
在派送留学生这一议题上，郭永怀的妻子李佩表现出了极高的关注和重视。197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众多研究所选派的人员汇集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接受英语培训，李佩承担了教授英语的重任。到了1978年，留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李佩又被任命为研究生院外语教学研究室的负责人。她不懈地寻求高效的教学方法，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她致力于拓展留学规模，想尽办法，这对于开通自费留学途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她生前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记者提问：“目前许多人都有出国的想法，但出国后却不愿回国，能否请您谈谈您的看法？”李佩回应道：“我们那一代人出国是为了回到祖国。”当时在场、后来成为郭永怀生前最后一位助手的郭某后来写道：这番话是“振聋发聩”的言论。值得关注的是，在李佩于2017年离世之际，众多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科技人员纷纷对她表示了由衷的感激。
戴世强教授不仅是郭永怀的硕士研究生，而且还是钱伟长教授从北京引进至上海大学的重要骨干力量。钱伟长离世之际，戴世强感慨万分：“现今，一股股融合了留学与移民背景的新潮流正迅速横扫我国，高端人才的大量流失令人触目惊心。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10年度《科学与工程学指标》最新报告显示，2002年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中，超过90%在五年内仍选择留在美国，这一比例在所有留美学生来源国家中位居首位。”我们投了那么多钱，却在为外国大学培养预科生。”
2022年已经到来。根据相关数据，我国最顶尖的两所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的研究表明，每年仅有百分之二十的海外学子选择返回祖国。众多学子更倾向于在国外寻求职业发展，而非毕业后返回国内。然而，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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