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及相关剖析
2008年,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带来的深远影响至今仍持续存在。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部分,美国金融业在此次危机中肩负了无法逃避的重大责任。金融投机行为对风险的漠视,以及金融监管的不到位,导致了危机不断累积,层层叠加,一旦爆发,便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今年正值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之际,对引发这场巨大危机的美国金融行业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以史为鉴,从中汲取教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在我们即将展开的故事里,有一家机构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即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929年,美国遭遇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金融危机。为了遏制银行破产的狂潮再次肆虐,美国政府于1933年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其核心职能是为美国银行业提供一定数额的保险保障,即便银行面临破产风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亦会对储户的存款实施赔偿,以此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任,促使他们更愿意将资金存入银行。
至1950年,美国国会颁布了一项法案,准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动用存款保险资金,以援助那些即将倒闭的银行。该法案最初设定的目标是那些对社区“至关重要”的金融机构——“社区”一词或许指的是那些仅有一家银行的美国乡村小镇。尽管该政策实施较早,但其实际运用却是在70年代。
当时美国种族矛盾尖锐,波士顿联合银行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少数族裔银行之一,正面临破产边缘,其超过九成的储户为黑人。鉴于此,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决定介入救援。在回忆录中,当时的决策者欧文·斯普拉格如此阐述:“1971年,若那家位于衰败市中心的黑人银行倒闭,或许会引发一场类似于60年代的动荡。”紧接着,到了1972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再次遭遇了极其类似的情况。这一次,陷入困境的是一家名叫联邦银行的底特律分行。这家银行并非由少数族裔经营,然而它却是一家规模庞大的金融机构(其资产总额高达10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以往银行破产案件中规模第二大的银行的十倍),在饱受经济困境的底特律市,该银行占据了主导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并且鉴于该银行致力于为黑人社区提供金融服务,斯普拉格及其团队最终决定对这家银行实施援助措施。
1982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援助范围得到了显著拓宽,由最初的仅限于社区银行扩展至涵盖所有银行。这一举措初看之下显得颇为异常。尽管波士顿联合银行和底特律联邦银行都曾接受了援助,但它们并未摆脱困境,不久后便再次陷入破产边缘。然而,在立法者和监管者的视角中,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援助措施为金融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深陷困境的银行遭受了合并,然而储户的利益并未受损,种族冲突得以平息,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也得到了有效控制。该救助计划有效地阻止了银行破产可能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因此实施救助措施显得尤为恰当。
这一现象进而引发了美国金融领域的一个新特征,即所谓的“巨型机构无法倒闭”。
大到不能倒
导致“无法撼动”的金融机构现象产生的,正是1982年宾州广场银行所发生的倒闭事件。
该银行向能源企业贷出了巨额资金,寄希望于通过新发现的大规模油气田项目获取丰厚的利润。然而,油价突然大幅跳水,宾州广场银行很快便陷入了破产的危机。无人愿意接手这家银行。于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决定让宾州广场银行走向破产,意图以此警示整个银行业,然而这一举措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
宾州广场银行此前曾向其他金融机构转让过能源类贷款,然而,其自身破产之后,那些从该行购入此类贷款的银行也很快面临了财务危机。西雅图第一银行便是其中之一,它率先倒闭,并最终被其他银行合并,而这一并购过程中,监管机构还提供了经济补贴。紧接着,大通曼哈顿银行和密歇根国民银行也遭遇了巨额的损失。伊利诺伊大陆国民银行遭遇了重重困难,该行对宾州广场银行的风险敞口已高达10亿美元之巨。这家银行的规模堪称庞然,据估算,大约有2100家小型银行在大陆国民银行存有60亿美元的款项,其中约90%的账户因存款金额巨大(或账户持有人为外籍人士)而无法获得保险保障。一旦该银行宣布破产,将给众多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于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984年决定再次动用救助权。
1984年,美国货币监理署的负责人C·托德·康诺弗在国会作证时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解释。他指出,若大陆国民银行倒闭,储户与债权人若不能得到全额赔偿,那么我们很可能面临一场全国甚至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其波及范围之广,难以预料。他在证词中指出,大陆国民银行等美国前11大银行规模过于庞大,以至于它们若破产将无法被容忍。面对此言,国会议员斯图尔特·麦金尼带着戏谑的语气回应说:“主席大人,我们无需再争执。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银行形态,名为‘大到不能倒’。这家银行堪称完美无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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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至此已经相当清晰,不管这11家银行实施了何种行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都将伸出援手,不是制定援助方案,就是为合并交易提供资金支持。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监管机构便开始对与银行财务担保相联的风险进行关注,并颁布了法律旨在终结银行规模过大无法倒闭的状况。然而,存在一个关键性的例外情形,即当一家银行濒临破产边缘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上述规定将不再予以执行。
该法律的颁布实际上标志着一次重大的倒退,它使得那些原本被认为无法倒闭的机构,其不可倒闭的性质不再仅仅是监管机构口头上的声明,而是正式被纳入了美国法律。不仅如此,该法律还增加了一项修正案,规定美联储不仅能够向储蓄银行提供紧急财务援助,还能够扩展到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这样一来,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了救助银行业的责任。这意味着,无论是投资银行还是保险公司,所有金融机构都有可能获得政府提供的援助。这种状况使得“大到不能倒”的理念演变成了一种全面的政府担保体系。
至此,美国金融业的领军企业已消除了投机活动中的顾虑,接下来他们需着手的是创造各式各样的策略,以持续进行风险投资。信用违约互换这一机制的问世,为这些金融巨头提供了广阔的操作领域。
信用违约互换
J.P.摩根这家知名金融公司创设了信用违约互换的交易机制。1994年,石油巨头埃克森的“瓦尔德兹”号油轮不幸发生漏油事件,导致大量石油涌入阿拉斯加海域,对当地海鸟及海洋哺乳动物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埃克森公司预计此次漏油事故的罚款可能高达50亿美元,因此,该公司向J.P.摩根提出请求,希望获得信用额度以支付这笔巨额罚金。五十亿美元确实是一笔巨款,而且从理论角度分析,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然而埃克森公司却是他们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绝不能轻易放弃。
J.P.摩根的几位年轻银行家提出了一种创新方案,称之为“信用违约互换”。之所以命名为“信用违约互换”,是因为该交易模式允许J.P.摩根与另一家银行进行信用违约风险的互换。这家银行将签订一份协议,承诺在埃克森无法偿还贷款时,代为承担其债务。为了获得这种类似于保险的防护,J.P.摩根每季度需向另一家银行支付费用。借助这笔交易,J.P.摩根能够将风险进行有效转移,同时,对方银行也能定期获得稳定的收益。这无疑对双方都有利。
此后,信用违约互换领域涌现出众多创新举措,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巧妙运用了CDO(担保债务凭证)这一资产证券化工具。在这一过程中,银行会提供贷款,并将这些贷款重新组合成可交易的资产,随后在公开市场上将这些贷款产生的现金流进行出售。当时,一种较为先进的证券化方法是将众多贷款或债券汇集,形成CDO这种结构复杂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并非仅仅是贷款或债券的简单组合,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这类主体通常是在开曼群岛等海外法域注册的特定目的投资机构。CDO对于其包含的贷款或债券拥有所有权,并且会发行相应的票据。投资者有权购买这些票据,而通过发行这些票据所筹集的资金,将成为CDO担保资金的组成部分。紧接着,CDO将包含在内的贷款或债券所生成的本金及利息收入交付给票据投资者(所承诺支付给投资者的资金即为CDO的“债务”)。这些票据被细分为多个“层级”。CDO将收到的现金流分配至各个层级,并按照优先级的高低顺序向票据投资者进行支付。那些购买处于最顶层、即“优先级”最高的票据的投资者将率先获得资金。
从根本上看,担保债务凭证涉及将贷款和债券进行复杂组合,随后将这些组合产品拆分,以不同风险等级的小单位进行销售。在J.P.摩根银行家们基于传统贷款或债券打包而成的CDO之上,他们进一步创新,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合成型CDO。具体而言,J.P.摩根会与已经构成债务的CDO签订信用违约互换协议。摩根大通同意按季度定期收取费用,同时承诺在任一公司违约的情况下向其支付赔偿。此类新型CDO与常规CDO相似,亦会向投资者发行票据。CDO在具备支付能力时,将向票据投资者进行资金分配。投资于这些票据的资金将作为CDO的担保,与以往相同,该CDO将优先向最优先级投资者进行支付。
合成型CDO的复杂性非同小可,即便是普通投资者,也难以透彻理解,更不用说那些专业的政府监管机构了。实际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际,金融领域普遍流传的是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各类合成型CDO。作为风险监管机构之一的评级机构,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大规模对这些CDO进行信用担保,从而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评级机构
评级机构职责在于搜集并评估发债主体,包括公司、银行、政府、特定目的投资机构以及其他各类实体,对其偿债能力进行评级,AAA级为其最高评级。从监管层面来看,评级过程为监管者提供了一种便捷的途径。毕竟,通过一个简明的评分来评估一家公司的信用状况,相较于详尽审查其信用状况,要简单得多。因此,评级的重要性逐渐得到美国以及全球众多监管机构的广泛认可。
评级机构长期遭受着明显的利益纠葛困扰:其收益主要来源于那些寻求评级的公司或产品,显而易见,为了吸引更多客户,它们不得不提供客户所期望的评级。在这种背景下,部分评级机构开始迎合客户的意愿行事。
遗憾的是,这些评级机构的行为过于过分。大约在2005年,银行开始将次级抵押贷款整合成CDO产品,而这些贷款的借款者普遍具有偿债能力不足的特点,属于高风险群体。在这种背景下,评级机构竟然对部分这样的打包产品给予了AAA的最高评级。在2007年,美国境内仅有六家企业获得了AAA评级,然而,数以万计的CDO产品,其中包括许多以高风险贷款为标的的CDO,却同样获得了这一评级。实际上,在评级机构对这些CDO产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可用的参考数据极为有限。穆迪评级机构的一名分析师指出:“依据(历史)违约数据来进行评估是最为理想的,然而,可用的样本数据却过于稀少。因此,我们只能探究评级之间的关联性。换句话说,评级机构掌握的关于抵押贷款过去违约原因的分析信息极为有限,尤其是关于多个借款人同时违约这一核心问题的数据——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归因于自21世纪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长时间未遭遇重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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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监管评级的不足,正是美国金融业迅速走向异常繁荣,却又迅速陷入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
金融业的繁荣与危机的爆发
自1993年第一款信用违约互换产品问世以来,该工具迅速受到了广泛的青睐。在2004至2007年间,这些产品共发行了价值达1.4万亿美元的CDO。特别是2006年的最后三个月,银行发行的CDO总额高达1300亿美元,其中大约有40%的标的资产属于次级抵押贷款。在抵押贷款证券化、风险互换等机制以及评级机构的助力下,高风险借款人的贷款规模迅猛扩张。2005年和2006年,银行业共发放了约1.2万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相较之下,20世纪90年代,银行每年发放的次级抵押贷款总额尚不足1000亿美元。2006年见证了次级抵押贷款的鼎盛时期,在这一年,美国有超过20%的抵押贷款属于次级类别,这一比例几乎达到了四年前同期的四倍。
相关银行的收益也随之攀升。在2006年,投资银行的收入与前一年相比上涨了33%,利润增幅达到了38%。进入2007年,金融行业的从业者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尤其是在投资银行业,这一差距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往昔,美国员工的平均收入大约在46000美元上下,然而,全国范围内的投资银行工作人员的平均薪酬却要高得多,大约在相同数量级,而位于曼哈顿的投资银行从业者,其平均薪酬更是令人咋舌,高达88万美元。
那些充满风险的繁荣景象和不公的财富分配问题,理应迅速引起监管机构和风险投资者的关注。然而,由于这些银行规模庞大,背后有政府提供信任背书,人们普遍坚信它们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直至雷曼兄弟的倒闭,这场风暴的序幕才真正拉开。
监管机构促使雷曼兄弟走向破产,其背后意图实则在于证明没有任何银行大到无法被推倒。这一举措无疑极具胆识,然而却注定无法成功。政府宣布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根本架构几乎瞬间发生了转变。银行的风险问题瞬间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人们开始不愿意将资金投入那些规模庞大的银行。尤其是,金融机构几乎完全不愿意相互借贷,这一现象使得银行间的信贷市场陷入了困境。由于短期融资渠道的消失,全球金融市场正走向崩溃。一旦储户选择提取存款,而银行因无法获得短期资金而无力支付,市场便会陷入恐慌。
政府不得不再次伸出援手。英国作为先行者,宣布向8家规模庞大的银行注入了650亿英镑(相当于约870亿美元)的救援资金。在美国,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总计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纳税人援助,并额外获得了高达12万亿24万亿美元的政府担保。瑞士政府则向本国银行提供了60亿瑞士法郎(约合63亿美元)的援助。数个欧洲国家共同向德克夏银行投入了60亿欧元资金(约合76亿美元),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对富通银行的半国有化项目提供了110亿欧元的支持(折合140亿美元)。这些举措成功达成了提振市场信心的目标,最终,那些被认为无法倒闭的银行重归市场。尽管全球经济正面临衰退,但金融市场却呈现出强劲的回升态势。这些救援举措使得政府层面的保护措施达到了新的高度,使得公众能够明确地识别出哪些国家的银行规模庞大到无法倒闭,以及哪些银行并不属于这一行列。
然而,每当政府进行大规模援助时,通常都无法彻底解决根本问题;那些得到政府担保的银行家们虽然短期内可能会进行自我反省,但随着危机记忆的逐渐淡忘,对盈利的渴望又重新高涨。那时,或许新的危机已经在暗中酝酿。
以上内容系对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财富的本质:1%的人如何实现爆炸式财富增长》一书的节选与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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