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之外：关于他们的关注空白与误解
出品 | 原子智库·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一篇现象级报道《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关注的对象是外卖小哥这个职业群体的境况，他们是人们日日接触却又并无深入了解的。在报道之外，我们需要思考，对于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对于他们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对于他们的社会处境，对于他们的人生遭际，我们存在哪些关注空白，又存在哪些误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朱迪，同时担任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她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课题《新业态背景下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保障：以网约配送员群体为例》。本期“原子智库”分享了她带给我们的关于外卖小哥的思考，思考内容包括送外卖是否真的没有“技能”，以及他们的工作是否真的那么“自由”？不再年轻了去哪里“落脚”……
以下为正文：
外卖小哥是当今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服务群体，实际上，依靠数字化平台的新兴服务业，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还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根据美团发布的报告，2020年上半年有单骑手多达295.2万人，饿了么公布的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吸纳了约数十万人注册成为骑手。
这些外卖小哥普遍学历不高，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比颇高，他们经济负担重，涵盖买房、子女上学以及个人消费借贷等方面，其中还有一大批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必须承认，技术进步与商业模式创新，为“托底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尤其对于青年群体而言，以网约配送员为代表的灵活就业，有助于推动工作和生活相协调，更契合青年的就业价值观。倘若说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养家，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更期望，在赚钱之际能够陪伴父母子女，让生活“自由自在”。
我们在调研期间碰到过一些事例，有人为了陪伴母亲看病来到北京成为骑手，有人为了陪伴儿子上学从农村前往城市当骑手。能够想象得出，要是没有骑手这一职业，老人看病以及子女看护必然会让普通家庭的负担更重，许多孩子会成为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重复父母那一代的经历 。
《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从“算法”的角度出发，促使企业和公众进行反思，这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它把外卖小哥所面临的困境，单纯归结为资本与劳动者、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观点似乎存在偏差。
要了解外卖小哥的真实处境，就必须了解他们的当下与未来。当下，骑手这一新职业常被美化，被描述为低门槛、高收入、灵活自由，甚至政府都在担心，年轻人只想赚快钱而不去学一技之长该怎么办。到底是不是真的那般“自由”，送外卖是不是真的无需“技能”，不再年轻了该去往何处“落脚”，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劳动者个体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结构张力，反映了劳动者个体与企业制度之间的结构张力，反映了劳动者个体与政府干预之间的结构张力，反映了劳动者个体与社会治理之间的结构张力。
作为职业动力的“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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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台统计数据来看，骑手收入在当地属于较高水平。从骑手自身感受来说，其收入在当地也属于较高水平。饿了么数据显示，2020年贫困县骑手平均月薪超5800元。美团统计显示，2019年30.2%的建档立卡贫困外卖骑手月收入为3000-5000元，29.2%的建档立卡贫困外卖骑手月收入为5000-8000元。在三四线城市的调研中，骑手普遍认为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在骑手看来，做这份工作主要看重“高收入”以及“多劳多得” ，甚至有的95后青年背负着一堆花呗、白条的债务来当骑手 ，其目的是尽快还债 。有一位骑手为了能回家过年 ，每天跑100多单 ，一个月赚了9000元 ，这在当地属于超高的收入水平 ，他自称“达到打工的巅峰” 。“高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对优化服务质量也有帮助 。不少骑手提到，遇到难缠的客户，“看在钱的面子上就忍了”。
中青年群体选择骑手职业，有重要原因，有直接的从业动力，其中包括家庭经济压力，也包括消费主义，而“高收入”是这些因素中的重要一项 。
要明白，我们所说的骑手，典型的画像乃是人力资本偏低的群体，也是家庭背景较弱势的群体。要是没有骑手这份工作，他们或许会在工厂里，待在车间拿着微薄的薪水。他们或许会在离家数千公里的酒店，从事服务员的工作。他们或许会在建筑工地，追着老板讨要薪资 。90 后 95 后农民工开始对流水线工作感到厌倦，有可能放弃就业，45 岁以上大龄人员一旦失业，就很难实现再就业，然而这些群体却能在网约配送平台找到岗位，“多劳多得”还传递着一种较为积极的价值观。
灵活就业的“不灵活”
灵活就业、打零工不是新兴的就业模式，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存在，当下被应用到数字经济新业态中，形成了以“轻运营”为主要特征的平台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能有效降低用工成本，推动企业迅速扩张，甚至使“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模式再度兴起。
然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必然无法达成真正的“灵活”。外卖小哥需建立劳动关系，通常是与物流服务商建立，物流服务商一般服务于某个外卖平台。外卖小哥的日常管理由物流服务商下属的站点负责，排班、考勤是外卖小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当然，众包骑手的工作状态更灵活，不过专送骑手在外卖小哥中占比绝大多数 。
所以，这根本不是外界所设想的那样，外卖小哥能随心所欲地工作，今天想干就干，明天不想干就能睡懒觉，或者依据心情决定工作时长，心情好就干十小时，心情不好就只干两小时。就连企业高管都尚未达成的“时间自由”，在普通劳动者身上更是无法实现。而且，碰到恶劣天气、订单旺季时，外卖小哥想要请假几乎是不可能的 。
所谓的灵活自由，更多体现在就业地点方面，比如是去大城市就业还是就近就业，体现在工作场所方面，不必局限在办公室或者家里，体现在人际关系方面，与客户、站点、同事之间关系简单灵活，还体现在相比于打卡上班族，时间较为灵活。
骑手排班和考勤制度有更深层次原因，那就是运力不足，一线城市这样，三四线城市同样如此，城市生活成本高，本地劳动力流失，工作风险高且辛苦，这些都是很难招募骑手的原因。用“你不干自然有人干”形容骑手高流动性更贴切，它不代表骑手工作有高竞争性，还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外卖消费市场繁荣。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发挥作用，运力不足也在产生影响，在这双重作用之下，外卖配送本质上属于灵活就业，却难以实现理想状态下的“灵活自由”。
低技能职业的“技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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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技能门槛常被视作外卖行业解决就业的优势，然而事实上，这种标签对外卖小哥的职业发展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它忽视了外卖小哥职业培训的必要性，也忽视了外卖行业规范管理的必要性。
首先，外卖小哥的工作有一定技术含量。智能手机操作是基本技能，送餐系统操作也是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外卖小哥要具备多头协调的能力。同时，还要具备保持礼貌隐忍的能力。骑手的服务对象包括普通消费者和餐饮商家。有时，外卖小哥还要与保安协商。而且，他们受到时间约束。必须在遵守相关制度的前提下，快速完成任务。在此过程中，需要调用服务意识、规则意识等情感劳动的技能。这些技能在月嫂、家政人员等职业中获得官方认可，然而在骑手职业里却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这样做产生的后果是，外卖配送人员的正规职业培训被漠视，他们的职业发展难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扶持，收入提高的空间受限 。
其次，外卖小哥的工作很重要。相反，每天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的吃饭问题由外卖小哥掌控。然而，政府到现在都没有颁布外卖配送人员健康管理规定（只有疫情健康防护指南），平台也没有任何配送监控措施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尽管曾出现过食品安全事件，可是并没有对外卖配送新业态的整体发展造成影响。行业迅速扩张，且具有增长潜力，在此情况下，可以肯定，食品安全知识应成为外卖小哥职业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道德也应成为外卖小哥职业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再年轻的“未来”
灵活就业存在不稳定就业的一面。当前骑手劳动力供不应求，更多时候是骑手炒企业。等到行业发展更成熟，一旦骑手供大于求，不稳定就业的一面就会凸显出来。
但是，以外卖小哥为主的年轻人，不愿意面对“不稳定”的情况。调研发现，绝大多数骑手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有的表示根本没关注过，主要是为了拿到更多现金工资，工伤有商业保险，失业、医疗、养老似乎都不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当然还有城乡社保体系割裂、青年对未来不确定等原因。
更多的现金工资能够满足骑手及其家庭当前的需求，然而实际上却把骑手推向了更不稳定的社会边缘 。盖伊·斯坦丁在《不稳定无产者：新危险阶级》中对社会收入和工资收入做了区分，社会收入包含劳动者享有的社会福利，展现国家的保护与社区的支持，不稳定无产者的艰难处境并非在于工资收入的多少，而是社会收入偏低，且脱离了企业和国家的保障，在我国当前社保体系下，解决骑手这类灵活就业人群的社会收入，难度更大 。
骑手常说“不可能一辈子当骑手” ，骑手这份职业是青春饭 ，是体力活 ，是高危职业 ，且有一定周期性 ，在马路上跑久了 ，就想回归室内 ，做些安静点的工作 ，比如做个小买卖 ，开个小商店 ，还有的年轻人只想到回家结婚 ，之后就没想过了 ，这也是骑手为不再年轻的自己设想的“未来” 。事实上，基层政府对打工人员回流情况并不乐观，一方面本地可提供的就业机会不多，另一方面回流人员能为本地贡献的资源也不多。
外卖小哥现身70周年国庆游行方阵，他是中国速度、中国发展的代表，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多重张力的集中反映，在支持新业态健康发展、保护劳动者权益、提升公共服务、引导青年职业发展等方面，还有很多事能够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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