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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学术，灿若星辰。学人风度，高山仰止。2012 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和首都图书馆一同举办了“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系列讲座，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三季，一共 12 讲。本栏目会选取其中的一些精彩片段，来和读者进行分享。
大家下午好！我很荣幸被邀请来到首都图书馆。我要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分享的是我祖父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将讲座名字进行了改动，原本是“梁漱溟：新文化运动的特立独行者”，现在改成了“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中特立独行”。这样改动是为了强调一种动感的感觉。如今是一个符号的时代，需要标签和符号。虽然我的祖父身上有很多光环和标签，但我认为他更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行动的人，他的思想能够落实到行动中。
1917 年 1 月 4 号，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晚间，他在寓所接待了我祖父的拜访。我祖父当时拿着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向蔡先生请教。一见面，蔡先生就说他已经看过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蔡先生还表示，自己这回受邀主政北大，希望我祖父能来哲学门担任教师，教授印度哲学。
1911 年，梁漱溟从顺天中学高等学堂毕业。他借着长兄刚刚从日本归来并带回的日本大学生服装，进行了留影纪念。
我祖父有些惊讶。为何呢？他仅为中学学历，中学毕业后，因投身新闻事业而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未曾参加考试求学，也没有任何资历，然而蔡先生却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的讲师。他内心十分惊讶，当时便推辞道：“蔡先生，印度哲学有六个门派之多，我只是对佛学稍有了解，您让我去教授，恐怕不太合适。”蔡先生说他现在也找不到其他人，让“我”来就好。我祖父依旧在推辞，然而蔡先生又说，不要把这当作“我”来教书，而应把它当作把喜欢哲学的一班朋友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去研究、探讨。
蔡先生多次邀请，祖父不好推辞，便应承下来。这一天，他答应了蔡先生的邀请出任北大讲师。不过，他向蔡先生表明自己无法立刻就任，当时他还是司法总长的秘书，有很繁忙的工作。蔡先生允许他介绍一位他认为能替代他的朋友来代课，祖父就推荐了许季上先生来替他讲印度哲学这门课，所以他仍在担任司法总长的秘书。
青年梁漱溟
1917 年夏天，张耀曾辞去司法总长职位后，他便不再担任那个秘书职务，开始闲赋在家。当时他还游历了湖南的寺庙，甚至差一点就在那里出家。他因为兵祸、战乱而痛下决心，想要做一番事业，对国家产生影响，所以回到了北京。并且他接到了蔡先生的通知，原因是许丹先生（许季上先生）得了一场大病，无法再替他代课，于是让他赶紧来上课。
1917 年 11 月，他前往北大校长办公室正式报到。当时，蔡元培先生和陈独秀先生在那里。我祖父进门寒暄完毕后，直接询问蔡先生：“你们对孔子持何种态度？”蔡先生对此感到惊讶。要知道，我祖父当时才二十四岁，是个年轻人，却对校长，对给予他知遇之恩的校长，毫不客气地提出问题。蔡先生有一些惊讶，但是他还是很包容的。
他回答道：“我们不反对孔子。”我祖父接着说：“我不但不反对孔子，我此次来北大，是要替释家孔子讲个明白，不会去做其他事情。”大家需留意这一点，这是我祖父首次公开对孔子的表态，之后我会继续讲述他的态度，大家也能看到。因此，在 1917 年 12 月 5 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正式刊登出梁漱溟开始讲授印度哲学。
《究元决疑论》载于《东方杂志》1916年第13卷第5期
他凭借这篇文章（《究元决疑论》），一方面获得了蔡先生的赏识，从而进入了北京大学；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一些前辈学者的青睐，比如林宰平先生。林宰平先生或许知晓的人并不多。然而，一提及黄远生最后的遗著合集《远生遗著》，以及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合集》最后的编撰整理者，那全都是他。并且，梁启超将自己的所有东西直接托付给了林宰平先生。他是经由司法部的。他曾是一位法律学家，并且曾赴日本学习法律。正因如此，他在法学界有一些朋友。他结识了司法部的同事，这些同事主动来结识他的祖父。
1920 年夏天，有一辆小汽车。我祖父对它印象极为深刻，因为在那个时代，看到一辆汽车是很不容易的。这辆小汽车停在了我们家在崇文门外英子胡同的门口。从车上走下来的是谁呢？林宰平先生、蒋百里先生以及梁启超先生，还有梁启超先生的嫡子梁思成先生，这四人登门造访。我祖父当时极为惊讶，他向来仰慕梁启超先生，可为何未曾主动去结识他呢？这或许源于我的曾祖。我的曾祖非常赞同君主立宪。他曾四次投书，两次拜访梁启超先生，但都未能见到。基于这种情况，我的祖父可能有些担心，觉得梁先生架子较大，可能不愿意见他，所以他有抵触心理。他没有主动去拜访梁先生，而是梁先生他们主动来拜访他，这让我的祖父很惊讶。他们来拜访他是因为这篇文章，是为了探讨佛法、佛理。
这篇文章使我祖父结识了熊十力先生。熊十力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被认为是中国新儒学的三圣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我祖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他，称其为“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先生字升恒），说他“愚昧无知”，即对佛法不懂还说三道四。在二十年前后的夏天，熊先生给我祖父寄了一张明信片到北京大学，明信片上写着：“我看过那篇文章了，骂我的话很恰当。我现在在南开教中学，暑假时想来北京，能否见个面？”我祖父回信说：“可以，没问题。”于是，他们在北京的广济寺相见了，之后一见如故，成为了终身的朋友。
熊十力
熊先生为人豪放，他和我祖父一样是自学成才的，没上过什么学，学历或许比我祖父还低，他是这样一位学者。然而他行事豪放，与我祖父的风格截然相反，但他们俩却很友善、友好。并且他们的学生常常互为学生，我爷爷的学生称他为真师，他的学生称我爷爷为术师，所以他们关系很好。
熊先生有其自身特点。他性格豪放，生活中也十分随意。他有个小故事，即不识数，分不清数字大小和钱币大小。正因如此，他的兜里从不放钱。他曾与祖父及一帮学生在大有庄（中央党校旁）同住，且不带家眷，当时还有一个德国人。有两个人吃单独的饮食，一个是西洋人，另一个是熊先生。熊先生的饮食每天必须有肉，且不能少于半斤。有一天，他把负责采买的薄蓬山叫来，问道：“小薄，这肉怎么觉得少？”后来，薄蓬山说：“我看着是有半斤。”之后，熊先生的这件事就过去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熊先生仍觉得肉少，于是把薄蓬山叫来询问。薄蓬山说：“我亲自在店里看着他秤的，确实是足足的八两。”当时旧时的半斤等于八两，有“半斤八两”这个成语。然而，熊先生不识数，他听后觉得八两比半斤多，从那以后就不再询问了。
他很容易相信别人。因为熊先生与他祖父的关系，他的父亲认了熊先生做干爹。1948 年，他在北大教书，父亲去看他。看到父亲学的是生物，他就问：“培宽，吃什么有营养？”父亲说牛奶，说现在从西方看，他们吃牛奶身体比较强壮，还说了一通，接着又说还有红辣椒，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挺好的。我爸过了一段时间又去看望他，看到熊先生正在用牛奶煮面条，并且小菜里有红辣椒。这两件事是关于熊先生的轶事。
熊先生经祖父介绍后去了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陈铭枢先生。这篇《究元决疑论》使得祖父得到蔡元培先生的青睐，从而来到北大任教，还结识了一些前辈大家和好朋友，所以这篇文章对改变他的人生命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在 1917 年 12 月正式担任北大的讲师。然而，他却说出“北京大学培养了我”这样的话。北大档案馆和历史馆能够找到他授课的课表，同时也能找到他所做的课题，其中包含孔子哲学。
梁漱溟1942年桂林留影
他进入北大之后，写下了一篇名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小文章。当时正值军阀混战，他起身号召大家举行“国民息兵会”，李大钊先生也参与了此活动。他为表明态度而写了这篇小文章，从这篇小文章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祖父那时就已开始具备一种担当精神，我给大家念一段：“余以为若不办，安得有办法。”若要办事情，立刻就有办法。如今只取决于大家是否去办，在大家之中自然从我们开始（吾曹就是我们），在我们之中必定从我开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我”，也就必定要从各自的“我”开始。我现在不做，还期望谁去做呢？唉！我们不行动，那百姓该怎么办呢？他那时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并且凭借一种担当精神去参与解决这些问题。那时候，他自费印刷了几千册小文章，在社会上以及北大的教研休息室里进行散发。有一次，辜鸿铭先生走到教研休息室，看到了这个小册子，便拿起来看了看。而我的祖父当时就在一旁，望了辜鸿铭先生一眼，辜鸿铭先生说了一句话：“有心人哉！”胡适先生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当时在北大担任教授，是一位留洋的博士。他在日记中写下了“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革命的”。
来到北大，我祖父的学历处于最低水平，且没有任何背景。当时的北大人才众多，有“新派”和“旧派”之分。“新派”的人物有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旧派”的有刘师培、黄侃、林琴南等，他们都聚集在这里。当时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起源地，而我祖父处于“新派”和“旧派”之间，难以左右逢源。他不认可旧派。他觉得旧派所说的那些旧道理，被陈独秀骂得很惨，根本无法回嘴。而“新派”却认为他是“旧派”人物，不太理会他。因此，他承受着很大压力。这就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具有标志性的杂志《新青年》。当时“新派”高喊着“打倒孔家店”“民主”“科学”等口号，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其中，陈独秀先生处于领先地位。我祖父对他的评价是：陈先生是一位反封建的勇士，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他头脑清晰，笔锋犀利，批判“旧派”观点时如同摧枯拉朽一般。陈先生的言论精辟、廉洁且强悍，每当他发表一番议论，都能使千人退避。他的这种豪放、勇敢的态度深受他人欣赏。并且，陈先生还是中共早期的创始人之一，享有“南陈北李”的称号。
1918 年 7 月，举行了北京大学哲学门的毕业合影。合影中，前排的教师从左至右依次为：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在二排中，左数第四位是冯友兰。
1919 年北大哲学门有一张毕业照。这张照片还有个小故事，照完后班长孙炳文拿着它给陈先生看。陈先生看过说照片照得都挺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得长了一点。大家能看到在右边第二、三中间有一只脚伸得比较长，只有一只脚。孙炳文先生后来称，那哪里是梁先生的脚呀，分明是您的脚伸到梁先生前面去了，陈独秀看过之后哈哈大笑。第二排左四是冯友兰先生，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者是我的祖父，我的祖父记得是由他批阅了冯友兰先生的毕业论文。冯友兰先生原本属于“尊孔派”，之后发生了一些转变，之后我再来讲 1974 年的那一段情况。
当然有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胡适先生。我祖父非常欣赏他的“白话文运动”，他认为“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是主干部分，然而相较于新人生思想，它更像是新文化运动的灵魂”，可见他对白话文的评价极高。在新文化运动中存在新旧交锋，我祖父参与其中，他们之间有文章进行交锋与碰撞，于是产生了一些碰撞，这是很自然且平常的事。然而我祖父表明了他对这种碰撞的态度，即：我不认为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而我没有敌人。他接着说：“在此时，天下愿意做事的人皆为好朋友！我们是一伙的！”此话语置于当下有着深刻的意义，希望大家进行思考。我们进行阶级斗争、搞对立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做到和而不同，才有这个国家的发展。
1920年3月14日，左起为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这是非常著名的李大钊先生。还有胡适先生、蔡元培先生以及蒋梦麟先生，其中蒋梦麟后来还做过北大的代校长。
新文化运动中，蔡先生虽不是主要人物，但他对新文化的产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祖父认为：蔡先生一生的成就并非体现在学问或事功上，而是在于开出了一种风气，酿成了一个大潮流，对全国产生了影响，在后世收获了成果。当然，这并非仅靠他一人之力，而是在运会来临之际，许多人都参与其中。然而，若要数起来，必定是以蔡先生居首位。我祖父对蔡先生极为推崇。他还说：“陈先生、胡先生（陈独秀、胡适）以及各位先生中，任何一个人的工作，蔡先生未必都能做到；然而，如果没有蔡先生，他们诸位就无法聚集在北大，也没有机会施展才华。能够让他们聚拢起来并且让他们各自得以施展，这终究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之处。”去年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关于我祖父对蔡先生的推崇。文中认为梁漱溟夸大了蔡先生的功劳。然而，我认为他只是觉得蔡先生的理念是现代大学应具备的理念，这一点说得没错。但我想问，蔡先生就任北大快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来放眼望去，中国又有哪位校长做到了呢？这个很重要，要做到知与行的统一。“知行”是我一直强调的，仅仅知道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有行动。
这句话很重要，希望给大家念一下。他（蔡先生）对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很感兴趣，没有成见，这是一种气度。这种气度是由他富有哲学兴趣而带来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的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者有独断固执的脾气，就不会这样了。这种气度是大学校长所需要的；老实说，对于一个治理国家的人，有时也同样是必要的吧！”治国也是如此。
梁济（1858-1918）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1918 年 9 月，我的曾祖开始撰写他的遗书《敬告世人书》。他看到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在政府任职的人都只考虑自身利益，丝毫不为国家和民众着想。于是，他决定以死明志，以此警醒国人。他在《敬告世人书》中这样写道：“如果国性不复存在，国家将不再是一个国家，必须由我一人先为之殉死，之后让国人都明白国性是立国所必需的。”
1918 年他生日的前三天，他准备投湖，未告知任何人。他写下遗书，还清自己的债务和欠款，将借的钱挨家送还。之后有一天，他在家中与祖父碰面。他问祖父：“世界会好吗？”祖父随口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这便是他们父子最后的对话。
我的曾祖问祖父“世界会好吗？”，由此诞生了著名的祖父与美国艾恺教授的对话“这个世界会好吗？”。三天后是祖父的六十岁生日，家里正准备为他过生日，然而他却投积水潭自尽。后人在他投湖殉道之处立了“桂林梁先生殉道处”，“文革”期间此碑被毁坏，碑的右首第一人是彭翼仲先生。
他在北大处于新派和旧派的压力之下，于是他便静下心来钻研文化和哲学。正因如此，在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君或许不相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是被逼迫出来的。”环境迫使他不得不进行行动，形势也逼迫着他，这使得他必须对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印度文化这世界上的三大主流文化展开比较、分析以及研究。从 1920 年开始，他做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先是在北大进行，接着在山东开展，之后这部著作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
蒋百里给他的老师梁启超写信，称赞此书“此亦迩震古铄今之作”；胡秋原先生称：“有独创的意义且具可惊叹的深刻思想力”；熊十力先生亦言：“梁先生提出‘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很快被印成十二国文字，并且多次再版，从 1922 年起一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使他一下子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家。到三十年代时，西洋人一直认为梁氏是中国唯一的哲学家。
这源于什么呢？陈独秀、胡适之以及张申府等诸位大家，西洋人为何没有认同他们呢？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拿来主义，缺乏创新。而梁漱溟呢？他是在对三种文化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三种文化作出评判，他有着创新的发展。所以这本书谈到了孔子，我祖父对孔子的态度在其中得以体现。然而，他并非单纯地赞成。当下开始“尊孔”了，这让我有些担忧。我担心这会是一种简单的做法，对待文化应该是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不能仅仅抱住老道理来解决新问题，我们需要有发展的眼光。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影、梁漱溟题记说明
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代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不同版本，如今这本书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 1922 年至今已将近一百年。这本书使他迅速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当时他在北大只是一名讲师，然而当时在北京进行民意测验时，全国十大名人中梁漱溟与冯玉祥并列第十，由此可见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影响力。
他通过这本书结识了李济深先生，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李济深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他还结识了陈铭枢先生。其中最重要的是冯玉祥先生，冯玉祥先生专门请他去南苑，当时他在南苑屯兵。在南苑练兵有五个旅，冯玉祥先生亲自陪同，对每个旅做一次儒家哲学的演讲，营以上的军官都要听，韩复榘先生当时在此旁听。因为有这份渊源，所以后来我的祖父在山东获得了韩复榘先生的支持，从而开展了搞乡村建设的实践，之后再来讲这个话题。
1935 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同仁在邹平进行了合影。前排左边第一位是梁漱溟，右边第二位是晏阳初。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三大文化的类型进行了比较。他觉得中国文化是针对人的；西洋文化是针对物的；印度文化是针对自身的。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诉求和欲求。我在此处不会对这本书进行过多的阐述，只是将他的结论告知大家，即我祖父通过对三种文化的比较得出的结论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将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补遗的一段话，大家可以仔细品味这段话。
我相信人都会自己去走正确的路，所有的错误都源于“我一定要怎样怎样”。这意味着，有些人想凭借某种权利压制其他想法，推行自己的意见；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众人。我认为我们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尽情陈述；但不应该强迫众人听从自己。这句话十分重要。大家原本都能走对自己的路。倘若真要靠我一人去纠正大家，那就足以说明此事没什么希望。不信任人是最不对的，人在直觉上自然会找到正确的方向。所以知识上、人格上的错处坏处只是暂时的，最终结果是会对的。用强力干涉固然错误，担忧这世界会越弄越坏也是错误的。我认为人都是好的，不存在坏的；最好是任由大家自己去前行，自然而然就能走对。所以我完全没有悲观情绪，始终觉得无论怎样都是对的。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任何人的言论。那些与我极其不同的话，都任由他们去说，因为说了之后会有好处，经过这一步，就可以依次走向下一步。人都渴望追求善和真，并且他们都有获得善和真的可能性。这句话看似平凡，实则非常重要。九十多年过去了，马上就要到一百年了。当下，这段话所阐述的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我们需要反思该如何改变这种现象。
左起依次为叶麟、朱谦之、梁漱溟、黄艮庸
他在北大结交的这些朋友具有亦师亦友的特质。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版中，他刊登了一张照片，你看照片边上的那几个人，从左到右依次是：叶麟、朱谦之、梁漱溟、黄艮庸。实际上，除了他的祖父之外，另外三个人都是他的学生，然而他并不在意师生之分。我祖父特意写道：“这张照片是我和我三个最好的朋友叶麟、朱谦之、黄庆（艮庸）的合影。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然而四人年纪都在二十几岁左右，相差不大。我们相互交往，并没有所谓的先生和学生之分，仅仅是朋友，而且是如同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的性格和见解各不相同，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样子，所以在议论时常常意见不合，但是总觉得彼此相对是最快乐的事情。”
梁漱溟先生嫡孙梁钦宁于 2014 年 11 月 1 日进行讲座，讲座主题为“梁漱溟：新文化运动中的特立独行者”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设立了哲社编辑室、文史编辑室、政法编辑室和经管编辑室。它主要负责文史哲以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事宜。其出版物涵盖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著作和学术原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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