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海上书坛有多惊艳辉煌？百川入海大展给出答案！？
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以及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共同发起，并得到西泠印社和上海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支持，由知名书画篆刻艺术家韩天衡先生倾力打造的“百川汇海——二十世纪海上书家代表作品展览”于2021年12月31日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正式开幕。韩天衡特意为此次展览创作了一篇题为《百川汇入大海——二十世纪海上书法领域探讨》的详尽文章，“文汇app”计划将其分三次进行连载发布。
城市之璀璨、时段之特定、群体之鲜明、艺术之独特，二十世纪的海上书坛熠熠生辉，其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在漫长的书法历史长河中，它独树一帜，既不可或缺，又独一无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令人瞩目，堪称难以复制的奇迹。
站在浦江之畔，回望那段辉煌的历史，这座城市正蓬勃崛起，迎来了空前的时代机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以及繁荣昌盛的商贸经济，共同吸引着众多有识之士汇聚上海。在这里，近现代书坛的领军人物纷纷驻足、定居、留下足迹，形成了人才济济、书风多样的盛况。正因为这个书坛群体拥有卓越的艺术见解和革新意识，对近现代书法艺术的进步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然而，随着社会结构、审美趋势等多重因素的演变，二十世纪海上书坛那百年辉煌的独特文化景观已难以复现。尽管如此，回顾过去并展望未来，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依然是一项充满价值的课题。
海上书坛兴盛的时代背景
自古至今，兴盛的经济一直是书画艺术成长的肥沃土壤，艺术与经济紧密相连，艺术家的创作和生活亦依赖于经济的滋养。书画家常将砚台比作田地，视为其生计和未来的依托。经济繁荣的地区往往是艺术家们争相向往的乐土。明清时期涌现的“吴门画派”与“扬州画派”各具特色，前者在明末江南苏州，一个物产丰富、商业兴盛的地方孕育而生；后者则在清代，盐业兴盛、富商云集的扬州城逐渐成形。众多高水平的艺术人才汇聚于此，不仅使得当地文化艺术氛围愈发浓厚，还推动了艺术领域的创新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流派，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
清朝末年，上海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与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自1843年这座城市正式对外开放，外资源源不断涌入，上海的工商业日益繁荣，人口也日益增多，它逐渐崛起为我国金融贸易的枢纽、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数据显示，上海的人口数量自开埠以来经历了显著增长，起初不足五十万，至清朝宣统末期上升至一百四十万，随后在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时达到二百七十万，抗战初期更是激增至三百八十万，最终在1948年达到了五百八十万，人口增长呈现出爆炸式的态势。在清末至民国那段国内动荡不安、战事频仍的岁月里，上海滩的“十里洋场”以其斑斓多姿的景象，不仅得到了列强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庇护”，还拥有着超越传统礼教束缚的宽松环境，为文化人士打造了一个远离战火硝烟和政治纷争的“世外桃源”。此刻，上海以其璀璨的现代化风貌吸引了众多追求财富的人，恰如近代书法家高邕所言：“携带笔墨四处游历，一闻风声便趋之若鹜的，必定是前往上海。”
城市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消费的繁荣，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前朝遗老、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以及文人墨客，他们或是客居或是定居于此，纷纷携带才艺来到上海，特别是在清民交替之际，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例如，沈曾植自1910年起便寓居上海。李瑞清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从南京迁至上海，更换了道士的服饰，自号“清道人”。同年冬天，赵叔孺也自福建迁至上海。到了1912年，吴昌硕则正式来到上海定居。1914年，经历了十六年海外漂泊的康有为，在将慈母安葬于家乡南海之后，便在上海开始了他的寓公生活。次年，1915年，应李瑞清的邀请，曾熙来到上海卖字，并最终在上海定居。1919年，张大千在上海拜曾熙、李瑞清为师，……他们都是底蕴深厚的书法家，他们的到来，使得上海变成了书法艺术英才汇聚、才子云集的大舞台，进而形成了二十世纪海上书坛一道壮丽的风景线。这标志着中国书法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风格多样、创新不断、规模宏大的职业书法家群体，以鬻艺为生，其影响力超越了历史上的“吴门”、“扬州”等地，且这一现象堪称独一无二。
海上书家群体的界定
二十世纪海上书坛的璀璨，源于开放多元的上海在特定历史时期孕育出的独特文化艺术风貌。这一群体主要由前清遗老以及来自江浙皖等地乃至全国各地的“海漂”艺术精英构成，其阵容庞大，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地域性的界定，也不限于特定籍贯的艺术团体，更不是单一流派风格所能完全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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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其作品《“京派”与“海派”》中明确提到，所谓的“京派”与“海派”并非是指作者的出生地，而是指那些人群聚集的特定地域。因此，“京派”并非全是北平人，“海派”也并非全是上海人。
上海拥有稳固的商业经济根基、丰富的人文素养、新兴的市民群体以及外籍人士的独特审美，加之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创作氛围，共同构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海上书家艺术舞台。众多非本地文人墨客，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和生存发展，如同过江之鲫般涌入上海，他们在清末民国时期纷纷崭露头角，汇聚成书法人才的密集区，因其流动性极强，被誉为最大的交流汇聚地。民国初期虽已有人提出“海派”或“申派”书画的名称，然而由于海上书坛呈现出的百花齐放、多元并存的局面，导致对“海派”书家群体的界定存在较大模糊性和争议。因此，本文暂且不采用“海派”书法这一称呼，转而以“二十世纪海上书坛”来指代。
众多河流汇入大海，它们各具特色，没有固定的模式，缺乏统一的风格，亦无特定的宗主，却能相互融合，各自展现出独特的风采。这种包容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人文特质，正是二十世纪海上书坛所独有的。那些不受限于出身的杰出书法家，凭借他们和谐而不失个性的艺术认识和独立自主的创作态度，共同构筑了海上书坛百年来的尊重与包容，以及灵感的多元探索和色彩的丰富绚烂。
二十世纪海上书坛的奇特构成
（一）清末遗贤，鬻艺海上
二十世纪初，海上书坛的先锋人物包括吴昌硕、沈曾植等人。其中，辛亥革命前后来到上海的清廷官员和遗老，是构成该群体的重要部分。他们被上海当时的繁荣与稳定所吸引，选择在此安顿下来，成为海上寓公。这些人自带功名显赫的光环和深厚的旧学修养，大多数都曾在官场任职，内心怀揣着学术追求。他们原本就是声名远扬的学者，不仅擅长书法，而且艺术创作能力高超，笔墨表现力也十分娴熟。成为“海上流人”后，他们抱残守缺，转而以笔墨之技在文坛崭露头角，成为知名的文人雅士，以此作为生计。诸如吴昌硕、沈曾植、陈三立、康有为、郑孝胥、李瑞清、曾熙、刘春霖、张謇、罗振玉、高振霄、杨度、赵叔孺等人，他们不仅成为了海上书坛的领军人物，而且在书法的审美和创作上，继承了清代碑派书风的遗风，同时各自展现出独特的风格，独树一帜。
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里，海上的书画艺术家们由起初各自为政、零散的卖艺和传授技艺状态，逐步演变出一种半制度化的社团交流形式，相继成立了诸如豫园书画善会、上海书画研究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蜜蜂画社、中国女子书画会等一系列艺术团体。这些兼具雅集和交易性质的组织，搭建了一个资源共享、互惠共赢的平台，不仅加强了艺术间的交流，也推动了经济交易的繁荣。在这里，各种艺术观念与创作手法频繁交织与融合，有力地促进了海上书法的健康发展。
（二）精英汇集，气局全开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加之上海特有的开放与包容，这里呈现出了一幅文化精英们纷纷涌入、竞相争锋的繁华图景。在海上书坛，众多知名人士汇聚一堂，其中佼佼者包括于右任、徐悲鸿、沈尹默、袁克文、白蕉、马公愚、潘伯鹰、褚德彝、黄宾虹、王福庵、钱瘦铁、张大千等人。学界众多知名人士、文学界的杰出人物，他们不仅擅长文学创作，还精通书法艺术，例如章炳麟、王国维、鲁迅、叶恭绰、章士钊、郭沫若、郁达夫、茅盾等人。位于上海的南洋公学更是特别开设了书法课程，培养出了一批书法界的杰出人才，如李叔同、谢无量、马衡、邵力子、朱东润等。这些人中，有的以书画为职业，而更多的则是服务于当时的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等领域。他们多数人接受了传统学问的启蒙、新式教育以及海外留学的经历，掌握了较为稳定和优越的生活资源，书法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业余爱好。他们怀揣着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审美观念。他们以磅礴的气势推动了海上书法的兴起，并将海上书坛拓展为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
此外，得益于摄影、珂罗版印刷等新技术的推动，帖学的独特魅力得以重现，帖学在碑体书风影响下的复兴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在上海，涌现出一批以沈尹默、白蕉、潘伯鹰等人为代表的书法家群体，他们专注于学习二王书法，追溯晋唐时期的书法精髓，并对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一群体的出现，使得海派书风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风格。
漫步于昔日的上海滩繁华街区，商铺林立，广告牌匾繁多，名人题字更显眼，让人目不暇接。各式书法作品，有的清秀有力，有的内敛质朴，美轮美奂。在这其中徜徉，宛如置身于一座露天书法展览馆。当时，沈尹默、马公愚、唐驼、刘山农被誉为“题额写匾四大圣手”，众多店铺的匾额均出自他们之手，书法与商业完美结合，成为一时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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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 行书 释本诚七绝《钱塘江晓渡》 西泠印社藏
（三）传承接力，新面纷呈
新文化思潮的持续发展，以及西方文化艺术观念的不断融入，共同推动了海上书法人才涌现方式的革新。一方面，海上书家是通过前辈大家的师徒传承而诞生；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则拥有民国初期艺术院校美术教育的背景。这些书家以职业艺术家的身份，逐步在海上书坛崭露头角。
民国初年，上海书法界流派纷呈，人才辈出，其中康有为的“南海门生”、吴昌硕的“缶庐门徒”、李瑞清与曾熙共同创办的“曾李同门会”、以及赵叔孺的“赵氏二弩门生”尤为突出。这些流派门下弟子众多，孕育了一大批在书法界享有盛誉的艺术家。王一亭、赵云壑、潘天寿、钱瘦铁、王个簃、沙孟海、诸乐三、朱复戡、张大千、胡小石、王蘧常、方介堪、叶潞渊、徐邦达、徐悲鸿、刘海粟等众多艺术家，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912年，刘海粟等人创建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此为起点，美术院校教育中特别设立了书法课程。当时，该校师资力量雄厚，汇聚了如马公愚、黄葆戉、潘天寿、朱复戡、方介堪、王个簃、诸乐三、钱瘦铁、贺天健、朱屺瞻、李健等金石书画家。他们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其中包括李可染、程十发、来楚生等人，他们最终都成为了各自领域的一代大师。诸如徐悲鸿、丰子恺、陆俨少、费新我等艺术家，他们各自拥有来自不同美术院校的教育背景。
这些海上的书法家们，普遍接受了近代教育的影响，他们的艺术思维和书法观念变得更加开放，展现出更为鲜明和前卫的人文关怀与艺术品格。同时，随着西北简牍、敦煌经卷等众多书法新资料的发掘与传播，他们的创作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碑帖之界限已不再清晰可见，在书法创作的自由实践中，各种风格元素得以更加灵活地为我所用，从而使得书法风格不再受限于传统法则和旧有说法，实现了向现代及当代书法创作格局的转变。他们继承并发扬了前辈的才华，凭借全新的知识体系、审美观念和艺术创造力，不断探索创新，独树一帜，为海派书坛注入了崭新的光彩。
贺天健 行书五言联 仰俯天地大 侷促南北宗 上海中国画院藏
（四）现代印刷，助力书坛
上海作为我国近代出版业的摇篮，自晚清时期起便在中国印刷、出版、发行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当时，珂罗版这种先进的印刷技术，在绘画、碑帖、书法作品的印刷还原方面大显身手。这项技术发明后不久，便在清光绪初期由日本率先引入上海。而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则是首次大规模运用珂罗版技术，用于复制中国书画。上海正书局邀请了日本专家进行珂罗版印刷的实验，并取得了成功；1907年，商务印书馆也开始了这项新技术的实验；最终，到了1919年，他们成功地将宣纸印成了十五色套印。
清末民初，上海率先引领潮流，迅速采纳并普及了现代印刷技术，这一举措对书法家、市场以及整个书坛产生了非同寻常的促进作用。在此之前，学习书法的范例大多依赖于名家的碑帖墨迹拓本，而这些拓本的质量则与编纂者、雕刻者以及拓印者的技艺水平紧密相连。只需对众多旧拓的王羲之《十七帖》进行一番比较，便能辨识其优劣，历来有“获得名家的一纸一字，便能成就一家之言”的说法，但这已成为历史。康有为曾无奈地感叹：“若想推崇帖学，却发现翻刻已毁其真，不得不转而尊崇碑刻；若欲推崇唐碑，却发现磨刻已损其貌，不得不转向尊崇南北朝的碑刻。”现代印刷技术使得古今名家的书法作品、历代优秀的碑帖以及新近发现的汉晋简牍得以精确复制，将单一作品转化为无数版本，这对书法家的借鉴、发展和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激励，宛如源源不断的灵感之源。同时，对于社会大众和学习者来说，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经济实惠。那种“贫人无法学习书法，家中无古迹可寻”的困境，如今已不复存在。那时上海便展现出一种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态势与优势，这一现象对于二十世纪的海上乃至全国的书坛来说，都带来了划时代的贡献和长远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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