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敦煌书法为何是甘肃乃至中国书法的源流所系？
来源 l每日甘肃网作者 |陈新长
敦煌书法总体而言，涵盖了藏经洞发掘出的敦煌遗书书法作品，以及敦煌地区古遗址出土的敦煌汉简书法，还有石窟墙壁上的题壁书法，以及敦煌地区保留的碑刻书法。此外，这其中亦包括了诸如张芝等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书法家。
敦煌书法堪称甘肃书法的根基，亦是中国书法的起源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承载了甘肃书法的大部分历史脉络。在地域的广度上，敦煌书法充分展现了丝绸之路重镇敦煌的文化特色。在内容的广泛性上，它是甘肃全境保存书法遗产，包括汉简、遗书、碑刻、题记等在内的综合体现。尤其是张芝这位草圣开创了今草，这标志着汉字书写艺术首次独立成为一门抽象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书法书体的发展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敦煌书法作品展现了极高的原创性、包容性、代表性以及影响力。它不仅是我国书法历史传承与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现代中国书法在坚守传统与创新之间攀登的文化高峰。
自1900年夏日，敦煌的藏经洞意外被揭开，那些沉睡在石窟深处近千年之久的珍贵文物得以重见光明。这些文献，亦称作敦煌文献、敦煌文书或敦煌写本，指的是藏经洞中出土的古代手写本以及少数印刷本，它们统称为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古代文献。
敦煌遗书的历史跨度从东晋开始，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涵盖了5至11世纪。在这段时间里，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以及北宋等多个朝代的文献资料得以保存，它们成为了研究这些朝代历史与文化的宝贵资料。特别是这一时期，正是汉字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字体齐备，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最终走向了成熟。敦煌遗书构成了研究我国文字演变历程及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全面、详实、直观的原始文献。
敦煌遗书内容主要分为宗教与世俗两大类，总计约七万件。其中，以汉字书写文献为主，多数采用严谨规整的楷体。由于敦煌位于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要地，民族构成多元，遗书中亦收录了众多少数民族及外来文字的古老文献，诸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
敦煌遗书中收录了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几乎所有书法艺术流派。这些珍贵的文献，其作者群颇为广泛，包括官员、学者、僧侣，以及那些专门抄写经文的“写经生”，甚至普通百姓亦有所贡献。他们中有人因虔诚信仰而致力于修行，也有人出于积累功德的目的，不论自觉与否，都在这一过程中自发地推广和延续了书法艺术。
《千字文》（篆书）
南北朝安弘嵩《大智度论》（隶楷书）
唐《妙法莲华经》（楷书）
唐净眼法师《因明入正理论略抄》（草书）
从书法的角度审视敦煌遗书，其核心议题在于探讨“楷变”，即楷书的演变历程。这一演变过程耗时悠久，且经历了诸多阶段。
隶楷前凉《法句经》
唐楷《妙法莲华经》
隶楷之间的过渡阶段历时悠久，标志着楷书形态逐步确立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简化隶书字形和构建新的笔画体系成为了研究的焦点。而在写经体中出现的各种异体字，则是为了实现这一简化和优化字形结构的探索实践。
隶书楷化之后，我们迎来了魏碑楷书。魏碑楷书在隶书楷化的基础上逐渐独立并日臻完善，成为北朝写经的主要书写风格。即便是在南朝后期的抄经中，也能见到魏碑楷书的身影。魏碑楷书的笔法相较于隶书楷化显然更为先进和复杂，其横画的起笔已不再是尖锐的锋落，而是转变为顿笔直入或逆锋落笔，这种笔法正是魏碑楷书区别于隶书楷化的显著标志。这种独特的书写技巧，使得横画的绘制呈现出“三折回环”的多样变化，而诸如竖钩、弯钩等笔法亦在过去的近两百年间得到了逐步的优化和提升。其字体结构端正，颇具楷书的韵味。在魏楷发展的这一阶段所创作的写经卷，其书法风格与隶楷时期的写经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融入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纯朴、质朴、率真和自然之美，成为了敦煌经卷中最为璀璨的篇章之一。
从魏朝的魏楷演变至隋朝的隋楷，历经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北魏的灭亡到隋朝建立的四五十年间，仅是书法风格的一个过渡阶段，然而这一阶段却至关重要。在此期间，楷书的笔法变得更加精细，横画的宽度与斜画的紧密程度形成了两大主要类型，然而这些特点尚未被系统性地归纳总结。进入初唐时期，楷书展现出了丰富多样的风格面貌。初唐时期，书法界涌现了欧、虞、褚、薛等杰出人物；进入中晚唐，颜、柳等书法大家相继出现。这一时期，唐代的楷书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完善。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和张怀瓘的《玉堂禁经》两部著作，对“永字八法”进行了系统总结。至此，唐楷在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均宣告了楷法的最终成熟。
隶楷、魏楷直至唐楷，其创作耗时远超篆、隶、行、草，若自公元265年三国时期终结起，至公元649年唐初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四位大家相继诞生，其间跨越了整整400年，堪称历经磨难。敦煌遗书则详尽地记载了楷书这一漫长的发展历程，为我们展现了楷书从初生到成熟的完整演变过程。
敦煌文献中的P.3561号《智永真草千文残卷》记录了唐贞观十五年（641年）蒋善进对这篇文章的临摹。智永曾创作《千字文》共八百本，并将它们分赠给了浙东众多寺庙。这些作品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了寺院僧侣和民间抄经者的学习样本。蒋善进在敦煌对智永《千字文》的临摹被发现，这一发现揭示了智永《千字文》的广泛影响力。智永身为隋朝僧侣，其书法技艺深受王羲之精髓。他的价值并非体现在创新上，而在于对笔法的简化以及对书写连贯性的重视。这种书写风格既熟练又实用，兼具美观，是普通百姓和经生所追求的书写方式。
敦煌文献P.3561《智永真草千文残卷》
智永《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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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人们通常称之为“经书体”或是“写经体”。实际上，这种“经书体”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它是一种实用的书写形式——汉简书法。
敦煌藏经洞被发掘的第七个年头，即1907年，英国籍的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进行了他的第二次中亚之旅。在敦煌周边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他发掘出了大量的汉代简牍，数量超过三千枚。这一批简牍在考古学界被统称为“敦煌汉简”。然而，斯坦因未曾料到，他的这一行为在中国文化领域激起了强烈且持续的波澜。他偶然间发现了一个珍稀的汉代书法藏品库，那里收藏着最早的书法真品。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让这片浩瀚的沙海中的木简得以跨越两千多年的时光而保存完好。在干旱少雨的河西走廊，它无意中成为了中国古代文书档案的巨大露天宝库。随后，敦煌汉简的挖掘工作迎来了高潮，沉睡千年的书法作品纷纷出土，数量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东边的天水到西边的敦煌，从南边的祁连山到北边的居延海，汉简的出土地点接连不断。截至目前，甘肃地区出土的汉简数量已经超过六万枚，这一数字占据了全国汉简出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敦煌汉简记录了边塞的政治与军事动态，其内容几乎连贯地展现了汉代的史实。这些简牍上的墨迹风格多样，精彩绝伦，全面展现了汉代书法的韵味。与石刻翻版相比，汉简不受刀工的限制，使得观赏者能更直观地接触到墨迹之美。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能够深切体会到书写者手指、手腕、肘部，乃至肩膀的动态，仿佛波涛、飞檐、飞翔的鸟儿，笔触随着书写者的情感起伏流转。汉简隶书之中，书法的舞蹈美、音乐美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在汉简盛行的时代，这一时期恰好见证了中国古文字向现代文字的过渡，同时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经历重大变革的阶段，这一变革被称为“隶变”，即隶书的演变过程。换言之，汉简书法正是汉字字体从篆书逐步演变为隶书、趋于简化的最终成果。敦煌汉简的书法艺术正处于中国书法五大书体成型阶段的关键位置，其中，中国书法的五大书体——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在汉简中均有其雏形或初现端倪。汉简书法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又为后世楷书、行书、草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汉简书法在古今文字的传承中扮演了桥梁的角色。
汉简书法历经千年书写，孕育了隶书、行草书、楷书等基本书写规范，奠定了现代汉字书法的基础，是后世书法发展的源头。若缺失汉简书法，我国书法史将无从谈起，篆、隶、草、行、楷五大书体亦将无法形成。自汉魏时期以来，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已趋于完善，两千年来，无人能够再创第六种书体。
悬泉汉简（隶书）
武威王莽新简（隶书）
水金关汉简（草书）
武威医药简（隶楷书）
地湾汉简（隶楷书）
汉简书法在书写过程中所形成的起笔、收笔、提按以及粗细等技巧，都成为了后世书法创作遵循的基本规范。由于当时书写材料的局限，汉简书法的书写顺序自上而下、自右至左，这一特点延续至今已超过千年。受简牍宽度所限，汉简的书写形成了或扁或长的字形特征，进而塑造了汉字的基本形态——方块字。
汉简的创作者主要来自边防和驿站等岗位，他们长年驻守在战火纷飞的边疆，夜以继日，风餐露宿，笔迹自然率真，充满活力，鲜少有做作之态，从而孕育出一种粗犷而有力的书法风格。回顾汉简的时代，正是民族统一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开拓时代。在那个时期，汉民族怀揣着无尽的向往。民族正处在奋发向前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官员还是士兵，都对国家的未来抱有无限憧憬。《史记·平准书》中提到：次年，南越地区发生叛乱，西羌部落侵犯边境，形势严峻。因此，皇帝鉴于山东地区物资匮乏，决定赦免全国囚犯。南方楼船卒有二十余万人参与攻打南越，另有数万人骑马从三河以西出击西羌，还有数万人渡过河流，在令居地区筑城，同时初步设立了张掖和酒泉郡。此外，上郡、朔方、西河以及河西地区开设了田官，并派遣了六十万斥塞卒驻守农田。在这个拥有3600万人口的国度里，有120万人直接投身于战争，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以毛笔书写于木简之上，由于简牍本身的纵向纤维结构，通常情况下，当横向的线条遭遇纤维的阻挡时，书写者会加大力度。随着笔势的推进至末端，因纤维的阻碍，笔力也会逐渐加重。这种现象在秦代简牍中已有体现。而到了汉代，隶书在书写中更加凸显了水平线条的重要性。
汉字在由篆书演变为隶书的过程中，其方型结构主要由“横平”和“竖直”两个要素构成。特别是在汉简的书写中，“横平”显得尤为重要，其重要性远超“竖直”。观察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汉简，可以发现其笔势中水平线条的长度有时是垂直线条的两至三倍。竖直的线条往往受到毛笔笔锋中纤维的干扰，难以呈现出理想效果，所以，在汉简隶书中，竖直线条往往被特意绘制成弯曲形态，以此规避汉简垂直纤维可能造成的损害。
居延汉简
毛笔与汉简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联系，从而塑造了汉代隶书所独有的美学风格。汉代隶书不仅确立了水平线条的关键地位，而且还着手对其进行装饰和美化，进而孕育出了“波磔”这一在汉代美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时代特征。这种“波磔”在视觉上犹如中国建筑中的“飞檐”——建筑学上称之为“凹曲屋面”。通过运用向上翘起的斗拱结构，将屋檐的末端延长并向上翘起，宛如鸟类展翅飞翔的姿态，营造出东方建筑独有的翘檐之美。
章草这一书体继承了隶书的“波磔”特点。有观点认为，书法的发展历程是先有规范的篆书、隶书、楷书，随后演变为行书，最后才出现草书，书法的学习也应遵循这一顺序。但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证据显示，在西汉中期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章草。这一发现揭示了书法的演变过程，是从篆书过渡到隶书，再从隶书演变为草书，最终才发展出行书和楷书。草书产生于隶书之后，起源于雄浑壮美的西北。
马圈湾汉简（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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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地区遗存的碑刻书法也是敦煌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碑刻书法的深远影响源远流长，早在古代便已显现。在酒泉出土的北凉石塔《高善穆石塔》上，清晰可见“承玄元年建”（公元428年）的铭文，这是对沮渠蒙逊年代的明确记载，其年代比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时间早了半个多世纪。到了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北凉政权宣告覆灭。随后，北魏将3万户民众从凉州迁走，其中不乏沙门领袖师贤、玄高、昙曜等人，以及3000余名僧侣和工匠。此后，那群曾投身于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等地石窟挖掘的凉州僧侣，在昙曜的领导下，着手打造了云冈石窟。到了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将都城迁至洛阳，继而开启了龙门石窟的凿刻工程。这一系列举措，最终成就了闻名遐迩的魏碑书法杰作——龙门二十品。通过研究云冈、龙门石窟的创作者的传承渊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龙门二十品书法的最初起源正是源自北凉时期的书法风格，这一风格亦被称作“北凉体”。
酒泉高善穆石塔
龙门二十品之北海王元详造像记
酒泉高善穆石塔拓片（局部）
在莫高窟开凿之前，敦煌文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尤其是书法艺术，其中张芝更是声名显赫。张芝，东汉时期杰出的书法家，出生于甘肃敦煌郡渊泉县（今瓜州县）。每当完成学业，他便会来到池边清洗砚台和毛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将池水染成浓墨。他的“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之举，成为了千古佳话。后人将书法艺术称作“临池”，这一称呼正是源自于此，“临池”实则代表着一种专注学习书法的态度。在张芝的《冠军帖》中，“一笔书”的问世标志着草书艺术的成熟。“一笔书”指的是草书文字从始至终笔画连贯，宛如一气呵成。张芝在继承章草传统的基础上，摒弃了陈规陋习，开创了独特的书法风格。
张芝《冠军帖》
在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中，张芝与怀素两位书法大家交相辉映，成为汉唐时期草书盛行的时代象征，各自矗立为该时期书法艺术的两座不朽丰碑。
自汉末起至中唐，历时六七百年，草书界涌现了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四位杰出大师，他们的技艺传承均源自草圣张芝。实际上，张芝的“明星效应”直至东汉末年才逐渐显现。从长安城至敦煌边陲，从天水、洛阳至楼兰、高昌，遍布着众多张芝的“粉丝”。
自张芝开创草书以来，草书艺术逐渐超越了其实用价值，书法艺术也因此得以独立发展。正是在汉代，以敦煌书法为标志，中国书法史迎来了首个巅峰时期。
谈及敦煌书法领域的杰出人物，张芝之外，索靖亦不容忽视。索靖，出自敦煌郡龙勒县，即现今敦煌西阳关、玉门关周边地区，他与张芝同宗，且辈分较低。索靖在章草方面技艺高超，与书法家卫瓘享有盛名。两人同为尚书令，被誉为“一台二妙”，意指两位顶尖书法家同在政府部门共事。卫家世代以书法著称，后来卫夫人还将书法技艺传授给了王羲之。
张芝的草书在历史长河中实现了两大创新。首先，它打破了“易读”这一传统准则。在此之前，章草主要以实用性为宗旨，其功能在于简洁与迅速，且每个字都独立存在。据传，在汉章帝时期，曾有两名大臣被特许使用章草来撰写奏章，这进一步证明了章草的实用性。然而，直至张芝的今草出现，才真正实现了对“易读”这一规则的突破。
超越实用性之后，究竟利弊如何？元好问在《雁丘词》中曾言：“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正是情感的珍贵所在。张芝的草书突破了辨识的常规，演变为纯粹的美术形式，而纯粹的艺术超越了实用性，它仅仅对情感负责。情感问题，就如同生死问题，是人生中最为重大的课题。那么，对于人的一生来说，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生与死难道不是最为关键的吗？从这个角度来看，草书的重要性可能超乎想象。
第二个关键进展在于打破了单个汉字书写的固有模式。书写汉字本应逐个进行，一旦连贯书写便不符合常规，这便是其适用的法则。然而，张芝却实现了这一突破，能够一次性书写一连串的字，称之为“一笔书”。张怀瓘曾用“拔茅连茹”来形容或赞美草书，意指连根拔起一棵草，其根系亦相连不断。他视此为草书的典型状态，即大草书的风貌。张芝曾言“匆匆不暇草书”，意指时间紧迫，无法进行草书创作。此话所阐述的正是草书艺术的创作过程。然而，后来有人将这句话断开为“匆匆不暇，草书”，这种断句方式实属无理。
草书在经历这两大突破后，其价值得以跃升至新的高度。谈及文化自信，电影、电视、舞蹈、音乐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有些地方甚至做得更为出色，然而书法却是我们民族最为独特的一笔。印象派之所以得以形成，这批艺术家，如凡·高等人，当时他们摒弃了一切其他元素，专注于色彩与情感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自己的色彩只服务于情感表达，这与我国草书中的符号与情感的直接对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理念，恰恰能够将中西方艺术形式相互贯通。我们的草书艺术，涵盖了中国写意画，其笔触蕴含情感，书法线条亦流露出情感，整体组合与结构亦传达情感，这种对人的情感负责的追求，与印象派绘画对情感色彩的唯一追求，在美学领域内具有共通之处。
艺术无不体现着形象与意象之美，汉字正以其独特的象形和会意特性彰显其魅力，无论是中国书法、文学，还是其他与汉字紧密相连的艺术形式，都融合了象形与会意的元素，同时交织着节奏与旋律。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为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等，均构成了生动的画面，“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同样描绘了一幅幅景象，这些都与我国文字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的艺术作品形象鲜明、充满意象，孕育了写意风格，在艺术领域展现出独特的优势。这种写意风格堪称中国艺术的至高境界。而西方艺术，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才逐渐出现写意元素，主要体现在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上。其中，超现实主义更是将梦境与现实巧妙融合。以康定斯基为例，他的抽象几何图形艺术，最终演变为后现代主义。如杜尚这样的艺术家，试图消除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挑战一切传统规则。这些是和我们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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